新京报：圆明园问题不仅仅是专业判断问题

　　圆明园防渗工程即将迎来一个转折点。昨日本报报道，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评报告即将出炉，最迟将于今天送交国家环保总局。对此，人们的普遍判断是，这一报告有可能最终决定圆明园防渗工程之争的胜负。然而，我们以为，科学结论在涉及利益冲突的场合，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所谓专家论证，也只能是一种参考意见。

　　圆明园防渗工程说到底不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圆明园防渗工程是否会对环境

、生态、文物造成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环评报告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影响，还应不应该铺设？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应当由政治过程来决定。

　　在这场争论中，环评报告成为核心焦点。这是值得反思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用专业问题掩盖了更为迫切的政策制定问题。在一开始，争论双方就将焦点转移到防渗工程是否会影响环境生态这样的专业问题上，而忽略了这一工程已经上马的现实，忽略了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没有遵守相关法规，没有考虑到相关社会利益的政策制定过程，何以会出现？

　　长期以来，在有关政策制定问题上，有着不少习而不觉的谬误，将政府政策的制定看做一个可以求取最优解的决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计划体制下，行政主体是社会利益的当然和惟一代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然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政府行政部门应该不再是个别的利益主体的总代表，而应当是个别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者和仲裁者。

　　因此，政府的决策不应当再像计划体制下那样，将政策问题当成是管理问题，不应当再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利益。相反，政府的决策主要是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下进行选择，其目的不是求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避免冲突的扩大和升级，以解决分歧，从而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原则。

　　但是，在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恰恰忽略了环境、生态、文物等其他社会利益：无论环评报告的最后结果是怎样，这一决策过程本身的瑕疵和错误是不容掩饰的；而在围绕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的争论上，各方也都不自觉地陷入到了同样的认识误区当中去，辩护的一方努力想证明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以此来证明工程的合理；而反对的一方也努力想证明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很大，以此来证明工程的不当。

　　他们却都忽略了，将各种冲突的利益引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是实现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争论应当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而不应斤斤计较于特定事件中的特定数据。

　　近年来，各种听证会陆续召开，其目的就在于将各方的利益诉求引入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以适应市场经济时代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政府有关部门往往不自觉地留恋于过去。于是，援引所谓专家论证，在这些年也就蔚然成风，并由此造成一个用专家论证对抗乃至否定利益表达的普遍现象。此次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之争，就是其中的显例。

　　专家论证在提供数据和澄清事实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而非数据和事实的运算。也因此，建立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方利益引入政策制定过程，才是我们时代的要求。靠援引专家论证，做出最后政策决定的思维，并不利于问题的科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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