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国纶(成都)

航运巨子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编者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卢作孚去世的背景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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