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战与麻雀战

　　本刊记者/王宝全 沈沉

　　抗日军民把各式各样的地雷，埋在日、伪军的进村路上，就是这些用废铁、废瓶、石头、瓦罐等材料制成的地雷让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6月27日，现已退休的新华社老记者袁克忠，向记者介绍了抗战时期地雷战和麻雀战。

　　“地雷战，是以地雷为主要武器进行的作战，用地雷毁伤敌人有生力量及其技术装备，封锁和限制敌人的行动，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而麻雀战，是以小分队分散行动狙击敌人。”袁老首先给这两个游击战分别下了个定义。

　　“地雷”“麻雀”交相辉映

　　“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通常与伏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围困战等战法相结合，要求熟练地使用地雷装置，掌握敌人行踪，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而麻雀战，目的是消耗和疲惫敌人。特点是三五成群，忽聚忽散；出没无常，时隐时现；灵活巧妙，隐蔽突然。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因为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人民自卫队(民兵)熟悉当地情况。”

　　“在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我抗日军民像麻雀一样漫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对此他们也无可奈何！”袁老感叹到。1938年，民兵只能使用上级发下来的地雷打击敌人，后来他们又自己动手制造地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制雷技术花样翻新

　　此后，日军变得狡猾，在每次行动时，总是让伪军打头阵，并使用探雷器探雷。到1942年，敌人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封锁，上级很少能把地雷发下来。想自己造，又缺生铁。没办法，民兵想到了山区漫山遍野的石头，于是他们就开始制造并使用石雷。

　　石雷的制作很简单。先找一块圆石头，在上面凿好一个口小底大的窝儿，装好炸药，然后安上拉火管。埋设时，绊线的一端系着拉或管，另一端固定起来就可以了。开始时石雷的绊线多使用麻绳之类的粗线，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民兵采用马尾或头发作绊线。

　　民兵创造了石雷，日军的探雷器不管用了。民兵在敌人必经的大路上埋雷，敌人炸怕了，不敢再走大路，民兵就在小路上埋雷。见小路上也有雷，敌人便走田野、有时甚至从河里走。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民兵便把石雷设在田野、河里，把拉火管用蜡封起来。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民兵逐步创造出石雷的多种用法。从拉雷、绊雷开始，逐步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水雷、胶皮雷、竹雷等40多种。地雷的埋设也有很多花样，门上设门雷，锅里设锅灶雷，鸡窝里设鸡窝雷等等。

　　就这样，民兵以麻雀战配合地雷战。只要敌人一进根据地，便“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1941年8月，中共冀中区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对日斗争策略。会议期间举办地雷展览，介绍了第七军分区开展爆炸运动的经验。随后各根据地普遍推广，军民协力，自力更生制造炸药、地雷，形成群众性的爆炸运动，后通称地雷战，此战法也成为消灭日军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颗地雷的自述

　　我是一颗地雷，出生于冀中平原上的冉庄，今年我已经60多岁了，乡亲们都亲切地叫我铁蛋或者铁西瓜。

　　1937年，日本人铁蹄踏进了华北，冀中平原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到处是狼烟，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而人民群众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战争，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敌后抗战环境艰苦，武器弹药是个大问题，冉庄民兵虽然利用地道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但没有武器却无法有效打击敌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9年，一个土兵工厂在冉庄梁连恒家成立了，这个简陋的兵工厂有7名技术人员，分为地上秘密工作室和地下车间，必要时可全部转移至地下进行生产，而我就出生在冉庄的地下车间里。

　　说是兵工厂，其实按照当时的条件也只能制作一些土地雷、手榴弹和土炮之类的土家伙。虽然是土家伙，但打起鬼子来却也不含糊。有了工厂还需要原料，制作火药的原料比较好解决，黑色火药很快就生产出来了，但是钢铁就十分困难了。

　　就拿我来说，其实是个混血儿。我这铁身子骨实际是融合了各种铁器制造出来的。这里有乡亲们家用的菜刀、民兵们从平汉铁路上扒来的铁轨。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地道战》，对影片中村头的老槐树和古钟有很深的印象，而那并非是构思的道具。冉庄十字街头的老槐树上原来确实有一口从附近庙里找来的古钟，但为了生产更多的武器，这口钟最后也被熔了。

　　除了铁骨架，我的肚子里也有些玩意儿，要引爆地雷就需要特殊的装置了。我的肚子里是一个医院打针用的小药瓶，装上硫酸水，取一个洋钉尖朝下插入瓶内，按在地雷口上，敌人踏在上边，铁钉子扎破小瓶底，硫酸水流到地雷炸药上，引起爆炸。所以我的名字也叫做硫酸雷或踏火雷。除此之外我还有踏板雷、子母雷等很多其他兄弟姐妹。1939年末的一天，“ 我”终于诞生了。

　　说起冉庄的地下兵工厂，虽然十分简陋却体现了抗日人民的智慧，当年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安全生产的概念，但军火毕竟是个危险品，而且我们这些土造的兄弟们脾气并不统一，稍有不慎，说不定就来了个窝里反，这样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即使如此生产仍然要继续，但如何在组装我这样的地雷时保证安全是个重要的问题。不过，聪明的民兵很快用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组装车间里挖了一口水井，这口井平时可以用来取水，组装地雷等爆炸品时，一旦出现险情，顺手就可将爆炸物扔进井里，避免发生事故。

　　所幸的是，我在组装时一直比较乖，没有惹技术员生气，顺利来到了这个世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也逐渐发展，钢铁毕竟得来不易，于是一种石雷也研制成功。我这个表弟虽然看上去没有我帅，但其威力也同样惊人，原料也更为容易。抗战8年中，冉庄地下兵工厂生产土地雷1200颗，手榴弹2500枚、翻火子地雷5000发、土炮2门撅枪百余支及一些其他的武器，有效支援了敌后战争。

　　说起地雷，并不像电影中那样轻松。日本鬼子并不是每天都来，但村里村外的路却是乡亲们每天的必经之路。说实在的，我们的攻击方式是被动的，并不能判断是谁踩了地雷。因此，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意外，这也迫使民兵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所以，一般是发现鬼子后再进行布雷，而我们平时则经常被晚上埋进去，白天再挖出来，整天灰头土脸的实在很难看。

　　电影中“不见鬼子不挂弦”倒是真的。即使是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时也要格外小心，不然我的兄弟可不认人啊。当然，我们也遭遇过险情，在吃了亏之后，日本人调来了我们的天敌——工兵，几个兄弟被探雷器发现后被解体了，我们头一次遭遇了挫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们随后又利用真假雷、子母雷等方式迷惑工兵，继续战斗。

　　看着兄弟姐妹们在轮回中屡屡立功，我十分着急，但这一天始终没有降临，抗战胜利了，我也被解放了。随后的几年里我过了些清闲的日子，很多兄弟则又被解体熔化，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把农具。

　　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被摘除了危险的心，铁身子骨则重新回到了我诞生的兵工厂里任后人凭吊。听说我的很多外国亲戚仍然活跃在全世界各地，有些甚至成为了世界的公害，希望他们也有朝一日像我和我的兄弟们一样重生。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

　　本刊记者/沈沉 和所有的湖泊一样，水，是白洋淀生命的源泉。也是水，和英雄的白洋淀人一起，谱写了那段红色的历史……

　　一部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电影《小兵张嘎》使人们认识了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奇兵——雁翎队。尽管这不是一部正面描写雁翎队的影片，但影片中他们头顶荷叶、口衔芦管潜伏在芦苇丛荷花淀里的形象也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不朽经典。在华北的持续高温中，记者来到白洋淀，寻访昔日的英雄，聆听还在延续的美丽传说。

　　最后的雁翎队

　　进入白洋淀，记者感觉如驶进了一座巨大的迷宫，沟汊交错，芦苇密不透风，使人难辨南北。据当地人介绍，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淀区被3700条沟壕、12万亩芦苇、5万亩荷花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淀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名为白洋淀，白洋淀也因此得名。

　　当年参加过雁翎队的游击队员前后近两百人，随着岁月的流逝，目前仍然健在的雁翎队队员仅有三人，而由于身体原因，其中两人已经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了。只有当年雁翎队副队长85岁高龄的孙革老人身体还很健康，在安新县的家中清享晚年。

　　尽管已到耄耋之年，孙老却依然很忙，每逢抗战胜利纪念，他总是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中央和地方的记者几乎踏破了老人家的门槛。而村里人似乎也习惯了他这样一位明星，听说记者来找孙革，几乎每个人都能顺手指出他家的位置。

　　走进老人的家，这是一户典型的北方农民的房子，宽敞的院子、三间朝南的大瓦房，屋子里除了墙上的一面锦旗和一个雁翎队队徽表明了主人曾经辉煌的经历外，这里一如中国所有的普通农家一样简单而又朴素。

　　老人的身形有些佝偻，但步伐尚稳健。在“口述历史”的时候，对于记者递上的烟总是来者不拒，已经被熏得焦黄的手指显得粗糙而厚重。从参加雁翎队到抗战胜利，一个85岁的老人，已经不能把60多年前的事情说得很清楚，历史在他嘴里化作了碎片。记者只能通过这斑驳的碎片追寻60年前的回忆。

　　从钢叉到快慢机

　　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的英雄人物英勇参军不同，孙老参加游击队的目的是单纯的，“那时候并没有想得太多，就知道鬼子来了，必须要反抗。”那一年，孙革17岁，他的第一件武器是一柄白洋淀人用来叉鱼的钢叉。

　　在经历了一些芦苇荡中的战斗后，孙革逐渐成熟起来并开始接受一些特别的任务，特别是去搞枪。1939年的一天，他和一个战友到县城去打哨兵夺枪。两个人化装成小贩一前一后走向城门，“离城门越近，心里越兴奋，腿都打颤了。”

　　战友先进了城，孙革随后跟了上去，趁着哨兵给孙革开门的时候，战友反身回来就掐住了他，两个人滚打在一起。站在一旁的孙革奋力从哨兵身上夺下了三八大盖，战友此时推开了鬼子，他就顺势把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胸膛。

　　两个人拿了枪就往回跑，“我把枪攥在手里不肯放，喜欢得要命，可说实话，我连枪怎么开都不知道。”这是孙革第一次面对面地杀人，“没有丝毫的犹豫，虽然那是第一次杀人，但还是刺了下去，当时心里有的只是复仇的怒火，从那里跑回淀里才真的有些后怕。”

　　“在那个年代，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敌人要扫荡，我们只能够藏在苇地里，几天也不能出来。没有吃的东西，就吃水草、菱角和莲子充饥。白洋淀里有鱼，但是不能吃，那是违反纪律的。小米变馊了，就用水漂一漂再吃，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现在的日子和当年的没法比。”几乎和所有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一样，一回忆起战争时期的生活，老人就开始忆苦思甜。

　　孙革向记者“出示”了手背上的疮疤，是打仗时受的伤？“不是，冻出来的。”大冬天，孙革和战友们照样要在淀上埋伏。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大伙就坐在冰上，背靠背，冷得吃不消了，就嚼两口辣椒取暖。

　　有时候，人睡着了，手放在冰上就被冻上了，而等醒了之后想拔就连皮带肉都拔掉了，那时留下的伤痕到今天，成了 “战争纪念”。

　　除了常规的与鬼子伪军周旋之外，雁翎队还有惩处汉奸的任务。孙革在一次前往雄县侦察的时候路遇一位养羊的姑娘，姑娘向他哭诉了父亲被当地一个李姓汉奸谋害的过程。在向队里报告了这一情况后，孙革等人决定干掉这个在雄县为害一方的汉奸，为此他特地从队里领了一支撅枪(一种土造的单发单膛手枪)。

　　他从白洋淀赶到雄县再次来到了那位牧羊姑娘家，无独有偶，恰好赶上那汉奸也来姑娘家买羊肉。“我俩正好走了个面对面，相互打量了一下就基本知道对方是谁了。看到他把手伸向了腰后，我立即上去扑倒了他，并迅速掏出撅枪解决了这个汉奸。”

　　孙革老人说，“谁要是慢了一下谁就玩完了。”当他虚脱似的从地上爬起来时发现那个家伙的手依然死死抓住那把还未掏出的枪。这是一把五发的左轮枪，随后也就配发给他使用，而这也成为他参加雁翎队以来的第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枪。

　　在随后的几年里，孙革拿着这支枪走遍了白洋淀。伴随着队伍的壮大，雁翎队手中的武器也逐步发生着变化，到19 44年日本鬼子撤出白洋淀时，孙革已经是雁翎队的副队长了，而他腰里的家伙也已经变成了一支快慢机了。

　　伏击包运船

　　抗战时期，白洋淀是天津通往保定的水路，日本人大批物资的运输由此而过，白洋淀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巩固这一战略要地，鬼子在白洋淀周边修建了大批炮楼。而雁翎队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攻击通过白洋淀的敌人的运输船，有效打击敌人的后勤运输线。

　　留在老人记忆中最深的就是1943年打敌人包运船的战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刻。

　　1943年10月，雁翎队接到情报，日军的一个包运船队运送一批粮食和军火在近50名日伪军的掩护下要通过白洋淀。根据这一情报，雁翎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37名队员被分为8个组，分别担任不同的任务。

　　“当时敌人有一个中队，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还有快艇。我们只有三个分队，没有重型武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老人回忆，当时无论从人数还是装备，雁翎队都处于下风，能否获得胜利的关键就是利用地形进行突袭。

　　雁翎队事先埋伏在芦苇地和齐腰深的水中，借着芦苇和水的掩护伏击敌人。敌人的船队近了，队长一枪撂倒了敌人的哨兵，而这也正是战斗开始的信号。八个战斗小组纷纷冲出苇地，浮出水面，向着自己的目标开火，整个淀子里枪声立刻响成了一片。

　　孙革与另外两名队员组成了敌首组，目标是敌人的指挥官。他们从水中攀上敌人的指挥船，迎面恰好是刚从指挥舱中出来的敌军中队长，“我上来就是一枪，正好打在他的右手上，再准备补一枪时，那支从雄县缴获的枪突然卡壳了。”

　　因为年代久远，老人已经忘了这个凶悍的日军中队长的姓名，只记得他的名字是三郎。而三郎队长虽然右手中弹，但依然用右手持枪还击，孙革身后的两名雁翎队员纷纷中弹，而他则扑上去与三郎抢夺起枪来。

　　撕打中，孙革情急之下一口咬掉了三郎左手的拇指，抢下了那支王八盒子。“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双手把三郎举过了头顶，冲着在场的敌人大声喊‘抓到队长了，缴枪不杀！’这一招还真管用，敌人纷纷缴械，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激烈的伏击战是雁翎队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战斗之一，整个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活捉了5个日本兵和一部分伪军，除了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外还截获了大批的粮食，而这批粮食和部分军火也被转移至太行山区。

　　往事可追

　　抗战胜利之后，孙革并没有随着队伍继续战斗，而是选择回家务农。“我没文化，国家用不上。仗打完了，也就没戏唱了。”老人说得倒也实在。

　　如今，孙革有时也会到菜园子里去看看，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当年的记忆，已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寄托。“我们不打鬼子，谁来打？”沟壑纵横的脸上，依然是坚毅的表情。

　　抗战的那些老故事，孙革嚼在嘴里，一遍又一遍，从没觉得厌。而每一次回忆，他都尽量把人名、地名一字不拉地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相信，我是在讲真话，说真事。我老了，没什么用了，但说话的力气还在。只要还剩一口气，我就一定要把那段历史不停地说下去。”

　　最后应记者的请求，老人来到了村头的水边。因为身体的原因，老人已经很久没有上船了，但他几乎每天都会走到村头的淀边，看着小孩子们在淀里游泳、摸鱼和划船，回忆一下60多年前的战斗和那些已不在的战友。他说，这辈子恐怕很难再驾船了，但坚持每天来水边看看，直到走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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