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电影院”的百年变迁

　　-本刊记者/龙曦无论是在极尽奢华的大光明电影院，还是在打谷场的星空下，甚至是逼仄、空气污浊的录像厅里， 对于陶醉于电影中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天堂电影院”。然而，时光流逝，观影方式也在变换，不知人们在公交车上观看手机 电影时，能否再找到电影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6月24日，记者来到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半个

月前，大观楼影院已经停业， 将要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大修。

　　在大观楼影院的电影海报下，各色杂货小铺依然热闹。“大观楼美容美发厅”的价目牌立在电影院门口，而旁边的电 影厅已经被一扇卷闸门封住，让人只能站在门外遥想这个百年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观楼影院停业的前几天，国内首部手机电影《聚焦这一刻》拍摄完成，将通过手机及网络下载在 全国公映。

　　从1896年，中国人第一次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茶楼里看到了“西洋影戏”，到汽车影院、4D影院及手机 电影的诞生，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变迁的又何止电影本身。

　　摩登时代电影“王宫”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张爱玲在小说《多少恨》中这 样描述。

　　19世纪末，一批“专业影戏院”从戏园、茶馆里脱身为独立的门户。到了1930年，中国已有233家影院共1 4万个座位。尤其上海，不但拥有占全国总数1/4的影院，而且欧美几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这里找到了代理人和发行商 ，首轮影院的影片差不多能与欧美同步上映。

　　“大约两三天就有新片上映，多得几乎看不过来。”79岁的上海“老克郎”朱廷嘉回忆说。而最让他难忘的，还有 当时首轮电影院里的优雅氛围。“入场有穿连衫裙的白俄女郎领座，领座的男士也是黑色西服，黑帽子，还戴着白手套，领座 员都非常安静。”

　　领座员掀开红色的天鹅绒帷幕，穿着英国毛料西装的男士，与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玻璃丝长筒袜的女人，以高傲的 姿态鱼贯而入。“西服、衬衣还得每天换，而且如果没去首轮影院，就会被女朋友看不起。”在朱廷嘉的描述中，电影院无异 于高级社交场所。摩登男女们管服务小郎叫Boy，即使10岁的卖爆米花的小郎都彬彬有礼。

　　而当时的上海大光明影院不但有三眼巨大的喷泉，铺着地毯的台阶，在默片时代，它甚至有一个由欧美乐师组成的乐 队。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了让空气中都充满奢华的味道，还有工作人员会拿着喷筒在影院里喷香水。

　　严肃点，看电影呢

　　朱廷嘉说，那就是优雅。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细节，还有那种氛围，是今日的电影院所无法复制的。追星在当时也是很 时尚的事。朱廷嘉记得有一次在影院门口等了很久，只为了看一个印度女明星。据说好莱坞的明星偶尔也会出现在电影院中， 让观众惊喜异常。

　　为了模仿《乱世佳人》中的克拉克·盖博和《魂断兰桥》中的罗伯特·泰勒，大学男生有很多留起了小胡子、大鬓角 和鸡心头。朱廷嘉说：“还有种菲律宾Stye也非常流行，将后面头发留很长，两边拱起，就像鸭屁股一样。”朱廷嘉笑着 说，“女同学则流行模仿费雯丽，腰束得很细，把胸挤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院都能如首轮、二轮影院一样华丽，普通市民、穷人也会穿着拖鞋去便宜的四流影院。“不 过，后来四流电影院也不允许穿拖鞋进入了。”朱廷嘉说，因为那时候，看电影是很认真、严肃的事情。

　　露天的大众狂欢

　　在上海“孤岛”时期，人们仍然按以往的节奏从容地生活着。即使“炸弹好像从头顶飞过，但照样看戏、跳舞。”然 而谈到解放后的电影，朱廷嘉则相当“郁闷”。

　　“当时的影片只记得两个，《南征北战》和《黑山狙击战》。”为了花几毛钱就能在有空调的电影院里睡个午觉，朱 廷嘉把《南征北战》足足“看”了22遍。自那以后，把几个革命影片当作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精神食粮的时代开始了。

　　尤其在乡村里，一些孩子追随着电影放映员的足迹跑了一村又一村，把同样的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与上海的大光明 、国泰不同的是，这些“电影院”不但没空调没引座员，甚至连座位都没有。以星空为屋顶，以草木芬芳为香氛——这就是露 天电影院，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天堂电影院”。

　　“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放露天电影的经历。当时人们情绪沸腾，欢呼跳跃，高喊毛主席万岁。”1950年国庆， 在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万人大会上，电影放映队的到来让人们欣喜若狂。当时，全国第一期电影放映员训练 班的学员石开基以实习生的身份，放映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他说简直无法形容那万人欢腾的热烈程度和自己激动、自 豪的心情。

　　露天电影的条件非常简陋，在电力不足的城市郊区和没通电的农村，放映员们还得自己发电，有时候电压不足影片就 会中断。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观众的情绪。有人这样形容露天电影的“上座率”：蹲、坐、站、爬树，并在银幕后加座。

　　由于影片匮乏，很多片子是放了又放，以至于观众对台词都非常熟悉了。常常是电影里说了上句台词，观众马上附和 下句，交流气氛热烈异常。而当银幕上出现反面角色时，有的观众会向银幕丢石子、吐口水，乱成一团。

　　“露天电影一般都有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看。有的人可能都根本看不到银幕，但看露天电影图的就是那个热闹劲儿。 ”石开基说。

　　老影迷杨胜利则向记者回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有一次忽然下起了大雨。那是11月，天气冷得很，大家全身 湿透了抖抖嗦嗦的，但都舍不得走。家住得近的喊小孩拿了雨伞斗篷来，我可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也只有干淋着，硬挺了1 0多分钟。”

　　9岁的杨胜利回去病了一星期，不过他说自己并不后悔。那是他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他最喜欢的《地道战》。

　　特殊时期的内部看法儿

　　文革时期，电影几成绝响。而一批“有敌情的和艺术的参考价值”的外国影片，如《生死恋》、《冷酷的心》、《红 菱艳》等，却被当作“政治任务”译制完成，成为一小部分人“参考、讨论”的“内部”片。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一个情节表现了当时内部片的观看画面。一群军区大院的孩子们混进了放映内部片的会议 室，如痴如醉地看着大胆的画面，但很快被大人们发现并赶了出去。文革时，看“内部电影”就和解放前进上海大光明一样， 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

　　作家阿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情形。“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 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 ，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 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当时的很多内部电影都是“过路片”。一些外国电影的版权卖给了香港或者别的国家，拷贝经本地停下来转移的时候 ，赶快从使馆拿来，半路沾点光，看完了就马上送回去。“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一票难求’？那时想走点‘后 门儿’，送电影票就行，这关系票比现在的名烟洋酒还有魅力。”

　　46岁的王忠因为有亲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所以偶尔能弄到关系票，他说，“如果小伙子能常常弄到内部片的 票子，就很讨姑娘的欢心。给姑娘送票时还要假装口气很平淡，那意思是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其实心里别提多得意。”

　　文革时期，一些军区大院的小礼堂承担了电影院之职，而文革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单位礼堂、会议室，都“ 鱼目混珠”变成了“电影院”。王忠说，由于有些单位电压不足，放电影就没法儿开空调，大热天的，有时候一大堆人挤着几 小时看下来，就像蒸了个“桑拿”，“不过就是蒸得馊了。”

　　“泡”在录像厅

　　文革之后，“饿坏了”的中国观众终于迎来了“大餐”时代。“那时候观众既能看到新拍的影片，也能看到五六十年 代的电影，甚至解放前的《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能看到。”知名编剧、影评人程青松说。排大队买票看电影 的场面出现在各个城市，甚至小城镇的电影院门前。

　　到了90年代初，录像厅突然遍地开花。程青松当时在做放映员，他所在的电影院也开了个录像厅。“录像厅票价便 宜，只有电影票的一半。而且录像厅放映的港台影片，大都是走私盗版过来，在电影院没法放。”

　　港台影片，尤其是香港武打片、黑帮片在当时确实很“抓人”，很快让录像厅拥有了一批“铁杆儿追随者”。无数7 0年代出生的人，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空气污浊、环境嘈杂的录像厅。

　　“我对电影的迷恋就是从泡录像厅的少年时代开始的。”李蒙(化名)如是说。“父母在外做生意，也没人管我。有 时候逃课从早看到晚，看得昏天黑地。”李蒙在录像厅里爱上了电影，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仍然抛不掉电影情结，进入北 京电影学院进修，现在已成为一名摄像。

　　与李蒙不同的是，很多人在录像厅里完成的不是电影启蒙，而是“性启蒙”。录像厅出现不久，一些香艳的片名便充 满了门口的小黑板。直至前几年，一些城市的火车站录像厅仍然“理直气壮”地叫卖着“三级片”。

　　“作为录像厅泡出来的一代影迷来说，三级片在记忆中必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可是录像厅里最火爆的片种之一。 记得当初通宵到后半夜时，一些睡眼惺忪，甚至已鼾然入睡的哥儿们突然精神抖擞起来，正襟危坐，因为李丽珍出场了……” 有人在文章里津津有味地追想当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以“黄色录像”的称谓来代替“三级片”，这与录像厅播放影片的良莠不齐是不无关 系的，而经常出入录像厅的少年则被视为不良分子。

　　2000年，河南焦作一个叫“天堂”的录像厅里，74名反锁于内看黄色录像的观众被大火烧死。此后两年，录像 厅作为城镇“死角”被渐渐清理，而昆明、珠海等城市则索性实行了一次性“死亡”。录像厅的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私人观影时代

　　电视电影、影碟、网络电影……随着电视、VCD、DVD、网络的迅速普及，看电影不再是一大群人扎着堆儿同哭 同笑，而变成了在自己私密小空间里的自娱自乐。

　　有着“大银幕情结”的程青松虽然收藏了4千多张DVD，但他并不认同看碟与看电影是一回事。不过，时下很多的 年轻人都以“碟客”身份为时尚，迷恋看原声，聊花絮，而喜欢“免费午餐”的人，则疯狂从网络上BT下载着各种影片。

　　“两个人去电影院里看电影，至少要花40元钱，还不如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里放的电影，我前一阵子还看了《乱世佳 人》。”“老克郎”朱廷嘉仍然对参加part跳舞情有独衷，但电影院，却已经是几年不去了。他说，小青年谈恋爱才去那 儿。

　　和“朱老克朗”的想法一样，月收入6000元的白领吴小新也很少进电影院“谈恋爱”。“太贵了，不值，好片也 不多，只有特别有视听震撼感觉的大片才去电影院看看。”吴小新说，“我现在碟都不太买了，反正很多片子只看一遍吗。网 上多的是DVD版本，画面也很清晰。”

　　程青松认为，看电影一定要大银幕，只有这样才能感受电影的视听效果。然而，现代的时尚个性载体，已让电影“银 幕”小到不能再小，如手机电影。而被程青松称之为“世俗的宗教活动”的观影感受，也变成了一道能随时随地享用的时尚“ 快餐”。

　　电影期待温暖

　　也许，汽车电影院仍能找到些许露天电影的影子，但在老影迷杨胜利的心中，却没有了那种温暖。“小时候看露天电 影，都是人挤着人，热热乎乎的，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后面女人的胸，或者闻到旁边大爷口中的蒜味儿。”而在屏幕超大的汽 车电影院里，和杨胜利的雪佛兰开拓者排排坐的是一辆辆漂亮而冰冷的汽车。

　　“看到激动处我会按喇叭‘鼓掌’，不过应者寥寥。”杨胜利苦笑着说，影片结束后，“汽车们”一溜烟儿走了，他 很怀恋那种大家一起翻山越岭回家，一路热烈讨论电影剧情的日子。而程青松则执著地相信，电影院迟早有一天会真正复苏。

　　2003年3月，三峡正式蓄水之前，程青松回到曾工作过的重庆市云阳县电影公司。当年电影院大厅的椅子都已经 被拔掉，隔成了很多间小房子，住着三峡移民。而在电影院的窗口，程青松却意外地找到了1986年他用美术颜料在上边写 的三个字：“售票处”。

　　17年光阴，颜色已经褪尽，唯有字迹依稀……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