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农民变工人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标志

　　社会转型有不同的角度。从政治关系来看，是从过去的帝国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若从农业自身的角度看，伴随着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型，第一产业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现代化进程；再比如，农民向城市移动，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了一次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

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某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这样一个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炒掉我不叫“下岗”叫“失业”。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多数农民在城里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卖给城市，回家建房子，然后再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出去。

　　传统的“农村收入≥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只要政策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正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吴思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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