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据7月1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西安一位叫吕福山的“刁民”，为了自己的一辆三轮车被交警没收一事，和当地交警队打起了官司。经过漫长的5年时间，才等到一审判决结果，交警队的处罚决定被撤销，三轮车被返还，并被补偿交通费278.1元。但吕福山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上诉要求被告赔偿车被没收后每天30元的经济损失。据悉，7月15日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如果立足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这场官司打了多长时间，无论结果在吕福山看来是如何的不尽如人意，但官司总归是赢了，这是“质”的胜利，因而，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贺的。然而，如此一桩案件的进程，却再度引发人们对“法律成本”的思考。有网友在新闻后面留言道，5年讨回一辆三轮车，这是胜利吗？令人高兴吗？还有人说，一个农民用5年时间才讨回一辆三轮车，法律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暂且去除这些话语中所包含的某些极端情绪成分，我们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个普通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如此之高，这怎么能行？
就此案而言，既然三轮车已经被判返还，那么显然交警队一开始作出的处罚决定就是错误的。既然如此，交警队不做出一定赔偿，这妥当吗？三轮车被无端扣压，显然已经影响到吕福山的收入，怎能不对其潜在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这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
在我看来，本案中交警队的违法成本显然过低。就一般道理推论，如果违法的成本过低，那么一些人、尤其是执掌公权的人就可能不怕去违法；而与此同时，一个违法成本较低的环境，往往可能是维权成本较高的环境———5年官司打下来，仅仅是收回自己被没收的那辆三轮车了事，如果仅从“经济人”(而不是“权利人”)的角度，这样的官司对个人显然是不合算的。如果这样的事屡屡发生，那么结局会是什么呢？不免让人担心，这会不会让人们渐渐失去对法律的信仰？
可以说，打官司用的时间长并不可怕。但是，公正的判决应该更多考虑到守法者的维权成本问题，而不能让受到侵害的守法者付出的成本过高。在此案中，如果不是吕福山这样的“犟人”，或许早就不会再打这样的官司，即便他想讨回三轮车，也很可能换个求人说情的办法，或是采取上访的办法。而假如人们都以类似的思路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只能离人治越来越近，离法治越来越远。
说到底，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就不能让普通公民依法维权的成本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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