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英国人花费50万元重走红军长征路

　　本报记者 许敏

　　“我们想重走长征路。”

　　对面的人扬起眉毛。

　　“我们全程都徒步，要一年的时间。从没有外国人这样做过。”

　　对方皱起了眉头，“你们有什么经验吗？”

　　“哦，没有。”

　　“你们已经找到赞助商了吗？”

　　“也没有。”

　　沉默。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当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把自己的“伟大计划”跟身边人提起的时候，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反应。

　　那是2001年夏天。李爱德和马普安来中国的第四个年头。距离他们在贵州黎平县旅游时，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距离那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艰苦跋涉，整整67年。

　　没有清一色中山装

　　当李爱德和马普安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关于中国，他们只有一个概念：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把他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1987年，他们相识在柯彻斯特大学时，开始阅读严肃报纸，偶尔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和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

　　但那不是他们关注的，那时他们的生活中心，是游戏、另类摇滚、国际政治还有足球。“我只去过中国使馆，吃过中餐，但没怎么想过中国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那儿中国台湾、香港的报道比较多，有关中国大陆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政治事件。但是关于中国的社会情况，普通老百姓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就是李爱德来中国以前的简单印象。

　　所以他们不否认，来中国之前，对这个国家有偏见。“我们所知道、媒体报道的都是不好的消息。真实情况毫无了解。如果有的话，就是张艺谋、陈凯歌拍的片子，都是中国过去，关于中国现代的电影，根本没看过。有也都是从香港传来的功夫片。所以我们只知道中山装、功夫、共产党和中国餐馆，那时候以为中国人都是香港、广东人那样。”李爱德说。

　　那时他们开始听说长征。马普安回忆，“报纸上，LONG MARCH是非常有名的标题，也知道这是一个毛泽东走路的故事。但总是只有两句话，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他就不知道了。直到1997年我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三年后，我把这本书借给爱德看，我们第一次聊起了长征。”

　　获得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后，马普安又修读了新闻学硕士。而李爱德则在英国布列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修苏联政治历史。毕业后，马普安去了美国，在新泽西洲做报纸特写稿件编辑，李爱德则留在大学教了几年书。

　　1997年，他们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供职于媒体。马普安发现这里并不是想像中那样——“人人都穿清一色中山装，像机器人一样。”

　　“中国在我们的媒体上越来越时髦，报道越来越多，所以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我曾在苏联学习过，并待过一段时间。来中国的时候，只知道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李爱德说。“来中国后，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一次有机会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媒体在说什么。”

　　令他高兴的是，这个国家比印象中的前苏联好太多了，“在莫斯科，你要解决问题就要钞票打点，否则给你一拖就是一个星期，太累了。但在中国，我有问题，可能还是要花半天时间，但最后总是能解决的，也不要给小费。中国官员的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进步。我在苏联的时候，他们也搞改革开放，但完全失败了。所以为什么我愿意在中国待着，因为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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