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多拉
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广东省人大代表和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回收的300多份有效问卷显示，只有53.8%的人大代表赞成每年向选举单位述职。另有46.2%的人大代表不赞成述职的理由是：人大代表并非专职，述职会增加自己的负担，并非全职而要承担述职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专职问题不解决，述职难免流于形式。
“近半数人大代表不赞成向选民述职”的消息披露后，很快在媒体上引来不少批评。有人指出，代表向选民述职，是人大代表制度设计中一个“不证自明、无之必不然”的义务安排，毕竟没有人拿着枪炮威逼下你担任人大代表，如果确实事业繁忙，你有充分的权利空间选择不当代表，但当了代表，就不能以“非专职而事务繁忙”的理由回避述职的义务。批评者言之有理，但部分人大代表不赞成述职的理由也并非全是虚妄之辞，看来问题还需要认真分析。
人大代表并非专职，述职要增加负担，这是部分人大代表反对述职的理由，同时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人大代表并非专职，这会在客观上影响人大代表履行职务，比如在本职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代表选民参政议政，而选民对人大代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人只是把人大代表作为一项“兼职”，一份“业余”的工作，他的工作要想让选民满意，难度将越来越大。这样，部分人大代表反对向选民述职，其理由或许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作为“兼职”而非专职、“业余”而非专业的人大代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工作都不满意，就没有必要拿到选民那里去陈述了吧。
如果部分人大代表不赞成述职确有上述理由，那么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专职问题不解决，述职难免流于形式”，这种担心应该并非多余。如果一个人大代表未能充分行使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利，或者他缺少代表选民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那么他在述职的时候，能对选民说些什么呢？
批评者希望那些因本职工作繁忙等原因而无暇“兼职”的人大代表选择“不当代表”，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要求。有的人大代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初，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提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理由是妻子生病在家，需要有人照顾，“过去因为工作忙比较忽略对她的照顾，我很内疚”；安徽省人大常委高明伦请求辞去省人大常委职务，其理由一是科研管理工作繁重，二是感觉自己法律知识有限，不适合参与立法。面对王、高两位代表的“自觉”请辞，人们自然会反过来推想另一种情形：有没有人大代表不那么“自觉”，明知自己不称职，却仍然煞有介事地照当不误呢？身为科学家的高明伦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以议案多、敢说敢言而享有“议案大王”、“明星代表”之美誉的王泽华，对此则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有的代表竟然五年没说过话，他们大约占代表总数的30%-40%，有的也不是没有见解，底下休息时也能谈很多，在会上好像就很怕，不敢说；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代表忙于社交活动，利用开人代会接触领导，把人大当成了企业家的联谊场所……
令人欣慰的是，近两年来，各地不但涌现出一些像吴青(北京市人大代表，作家冰心的女儿，长期坚持为选民说话、办事，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恨她的人说她当代表是“发神经”，她则“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焦作起重运输机械厂工人，在河南焦作带动起了一个代表七人组，成了一门令不少官员敬畏、令贪赃枉法者胆寒的“大炮”，令一些人忍无可忍，两年前在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光荣落选)那样的人大代表，而且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也出现了一批自荐参选人，有的顺利甚至高票当选。这些都足以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职业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一个人的人大代表身份如果来得太容易，或者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的结果，那么他几乎不可能真正珍视自己的身份与权利；自荐参选人和那些真正是被选举(而不是被“安排”出来)的人大代表则不同，他们必须对选民负责，对自己向选民做出的承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身份和权利负责。与一些企业家人大代表在人大开“联谊会”，人大代表只是他们的“业余身份”不同，一个真正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应该是他的“职业身份”，企业家、教师、新闻记者、工人等等反而应当是他的“业余身份”。中国的人大代表目前虽不能做到职业化，但缺乏角色意识和职业意识的人大代表是不称职的。
事实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增加了一批具有法律或经济知识背景、专门从事立法调研与法案审议工作的专职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也比上一届有所增加，“天生就应该是立法者”的律师将在立法机关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色彩正在逐渐强化。可以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真正把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当成了自己的专业、主业、职业，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将大为增强。(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