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减等治罪是滞违背人人平等的原则

　　最高法院近日印发一份司法意见《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意见》，其中有一条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个人使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财产的，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有人——尤其是网络论坛上——批评说，这是有悖于法治的，因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如此坚定地信奉法治原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与此同时，

我们恐怕也不能不承认法治的复杂性。

　　一般而言，法律是对道德的客观化。法律必须合乎人们普遍的道德感，合乎社会普通成员普遍的认知和情感。法律只有依靠这些东西，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哪怕一个几岁的小孩也会觉得拿走他人的东西是不对的，碰到偷盗者，即使人们由于胆怯而不敢制止，但也会认为那是犯罪。法律对盗窃的惩罚，正是以这种道德感和情感为依据的。

　　但是，一个小孩偷盗他父母的钱，人们通常只会把这看成孩子的品质问题，而不愿意看到警察和检察官介入。这不光是同情孩子的问题。假如妻子偷了丈夫的钱，人们也通常会把它看成一个笑话，不会支持警察介入的。

　　人们的这种情感，其实有其法理依据。人们通常把一个家庭的财产视为该家庭共同拥有的，关于家庭的法律，也确实要以此为逻辑出发点，因此发生在家庭之内的盗窃活动，其性质便不同于普通盗窃罪。事实上，中国的历代法典，对于发生在亲属家人之间的盗窃罪的处理，也不同于普通人之间的盗窃罪罚，而选择减等治罪，基本原则是:关系愈亲则罪刑愈轻，关系愈疏则治罪愈重。这样的立法，照顾了人们普遍的情感。而在西方法治完善国家，英、美、法、德、意等国的刑法也均有亲属间(至少是夫妻间)盗窃财务不发生诉权或免予处罚的规定。

　　无疑，这种立法会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刑事惩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安宁的社会秩序。假定一个人遭到陌生人的抢劫，那么，惩罚该犯罪者，对于社会秩序来说将带来净收益，而受害人所遭受的侵害，也能够在心理上得到补偿。而假如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实施抢劫，受到严厉的惩罚，固然得以维护广泛的社会秩序，或许能够震慑潜在犯罪者，但这一严惩，却也可能损害另一个社会秩序——损害了家庭的安宁。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盗窃或抢夺自己的财产而被监禁，揆之以常情，父母恐怕会于心不忍。

　　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个案情:两兄弟因为琐事引发打斗，其中一人被打死，警察将另一人带走，法院按照过失杀人罪将其判处20年徒刑。可以设想，两兄弟的父母、家人将陷入何等惨烈的悲痛之中。假如立法者或者法官能够考虑常情，而对杀人者减轻治罪，或许更能有益于社会的安宁。

　　有人可能反诘说:照这样的逻辑，“婚内强奸”岂不也会被宽恕？这样的反问是无力的。因为，强奸是对被强奸者身体的侵害，相对于财产，各国法律对于身体的保护，通常要更为严格。因此，法律上的一个特殊规定，并不能自然地导致另一个特殊规定。

　　古今中外的法律之所以都有如此规定，是因为，立法者知道法律所面对的现实太复杂了，现实中总是存在着某些模糊地带。在这里，法律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正常的情感会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冲突面前，立法者，尤其是检察官、法官，究竟是僵硬地执行法律，还是顺应道德与普遍情感？不管怎样，法治的目的，乃是追求社会的良好治理，假如贯彻法律逻辑的结果是触犯人们普遍的正义感，那么，保持克制，可能就是明智的。

　　法律既然存身于现实中，并要作用于现实，立法或者执法就不可能是纯粹逻辑的事务，而是经验的事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但除原则之外，立法与司法亦需面对现实的审慎。两者恰当平衡，方能收法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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