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如果我在法学院当教授

　　作者：薛涌

　　前一阶段，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罢招研究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知识界普遍为他的行为喝彩。我是很少几个对之提出批评的人。

　　贺教授的行为，是学者抗议大学教育体制，要争取教授在教育中的主导权。对此我

完全赞同。但我对贺教授有两点批评。第一，他的反抗，未免避重就轻，转移了人们对北大法学院根本性问题的注意力。第二，反抗要有效，就应该是建设性的反抗。你说人家那套不行，自己就得提出一套可行的、明显是更好的方案。可惜这一点贺教授也没有做到。

　　不久前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就第一点对贺教授提出批评：北大法学院的根本问题，恐怕是弱势阶层在学生中的代表性不足。如果要让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享受公正的司法服务，法学院就必须从各阶层广纳人才，而不能仅凭考试取人。至于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过于专业还是不够专业，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闹，未免小提大作。

　　文章发表后，又看见贺教授接受记者采访，谈的还是考试的范围问题。他坚持认为，法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范围太广，有专业兴趣的人很可能被淘汰掉。似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按他所说的那样，把考试范围缩小，选拔些专业人才。

　　我相信研究生考试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学术官僚主宰的考试，问题更多。但是，如果问题的核心不过是人家主张考试涉及的知识面要广，贺教授主张考试一定要专的话，怎么能说贺教授一定对、人家一定错呢？这也就是我对贺教授的第二点批评。我实在看不出他的方案比现在的考试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我曾经举过例子，一般美国的大学，本科没有法学专业。法学院招生，若按我们的说法，招的就都是非专业人员，也就无所谓专业性考试。如果人家那里的教授都有贺教授这样的专业理念，而且为此罢招，美国的大部分法学院恐怕就该关门了。在我看来，贺教授的行为很新，理念却很旧。你学中国法律史，上本科就得打下一定的基础，否则就不够专，应该干别的去。其实，中国法律史，和文化、经济、社会组织等等联系甚深。应该有研究农业、人类学、思想史等等专业的人来搞法律史，哪怕他们本科毫无法学训练。这样学科才有进步，学生才能超过老师。否则，从本科就啃法律史，老师是什么训练自己也是什么训练，这样路只能越走越窄，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可能越来越差。和贺教授相反，我认为现在的研究生考试，不是太博，而是太专。比如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在我看来可以完全不考法学专业的内容，甚至可以主要面对外专业的学生招生。因为法律本身的意义，在于给社会提供一套公正的规则。所以搞法律或法学的，就得对社会各个方面有深入的了解。比如一个医疗事故的官司会涉及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微软要有诉讼，也不可能不涉及计算机专业。研究法律史，碰到土地纠纷，比如有关“一田二主”官司，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产权的界定，还有城乡关系、耕地的生成和维护、水利惯行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死读法律史的人反而可能面对这些问题作茧自缚。所以，美国法学院不考专业，却维持了这么高的水平、成为美国精英的摇篮，自有其道理在。

　　这样批评完贺教授，我就应该用同样标准要求自己：既然专业考试不好，就提出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案。如果我在法学院当教授，我对所有法学方面的考试都不感兴趣。要招研究生，我要设计两大门考试。一门是中文，一门是外语。

　　现在文科的研究生考试，有哪个系考中文？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用中文完成，不考中文岂不荒唐？在美国读研究生，考GRE也好，或法学院、商学院的标准化智能考试也好，英文是永远逃不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的教学是用英文进行。考过GRE的人都知道，其英文阅读部分量大得出奇。所以，我建议不仅是法学院，其他学院考研，首先要考中文。要学习GRE那种实用性的题型，把各种专业文章汇聚在一起，在三个小时内让学生读，测他们读完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这样的挑战，当研究生的每天都能碰到，非考不行。另一个考试就是外语。因为这个学科毕竟受外来影响太大。即使你学中国法律史，不懂日文恐怕也有些说不过去。因为第一流的研究许多是日文写的。我相信，只要这两门考试有充分的挑战性，选出来的学生就比贺教授用专业考试选出来的学生素质高。

　　话说到底，“专业”是人定的。贺教授给专业画了一个圈子，不过是说明他自己的训练而已。有一个贺教授就够了，不必再去克隆。所以他的学生的专业发展，当然也不应该按他划定的边界走。选拔人才，要着眼于基本的素质，让他们进门后自己创造“专业”。这样学术才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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