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摇滚卷

　　崔健 当时听Beatles和Rolling Stones

　　“能在有生之年听到摇滚乐，我感到无比庆幸。很多人认为我写歌词的影响力可能比歌曲更大些，我对此遗憾，因为我下在音乐上的功夫比歌词大多了，大概音乐上要花费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吧，写歌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文字组织工作，而非创造工作。”

　　文/巫昂 图/赵钢

　　在采访之初，崔健误会了我们的意思，他以为我们希望他谈谈对80后的看法，而对于过去的属于他的1980年代，他似乎没有特别大的谈兴，这大概是一切着眼未来的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吧。更多的人，把崔健跟罗大佑等量齐观，他们在现在举办的演唱似乎更容易吸引一批中年人，那些在1980年代经历了青春期的人们，他们在老崔的歌里，使劲怀旧使劲出力地嘶喊自己当年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在老崔最厌恶的卡拉OK厅里，他的歌往往是曲终人散前，用来总结呈词的，因为摇滚的力量，一旦被世俗化，差不多就等于摇滚的反义词。

　　只是，作为1980年代一代中国的音乐先锋和精神引领者，崔健这个已然被符号化的人物，与1980年代人无法避免的青春末路融合在一起，他们深刻的失落的哀伤，理想主义、英雄跟红色烈焰式的热情，已经渐渐日落西山。而崔健的当年的歌里所饱含的力量，将作为一种能量传递下去。

　　《新周刊》:1980年代时，你如何开始做音乐？

　　崔健:西方音乐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在西方，摇滚是1960年代的产物，已经发展了有20年，当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小众范围内听音乐。当时也就是一些对音乐最基本的直觉反应。不受政治主旋律影响。我们搞自由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冲动，那时候，我们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对我个人而言，西方音乐更多的是意味着对于个人的开放。我当时听得最多的是Beatles和Rolling Stones，还有太多太多的乐队了。我们当时这拨人，主要从古典音乐做起，技术上没什么问题，西方摇滚带来的是一种框架，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加上对于中国当时状况的看法，融到了一起。

　　《新周刊》:把1980年代当时生活现状写进歌词，这是你的一种自发行为么？

　　崔健:我对大环境的理解当然并非客观，我不太愿意回头看，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拨是第一代做创造性音乐，所以别人关注得比较多。

　　《新周刊》:当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表演形式？

　　崔健:尝试过很多种，西方的表演方式，我都比较喜欢，如果找到相对太固定的表演方式，并且永远按照这个方式表演，我又有点不甘心。

　　《新周刊》:能否描述一下，你在1980年代的生存状态?

　　崔健:生活和正常人一样，此外就是做音乐，写东西，所谓写东西其实也就是写歌词。很多时间是在跟朋友聚会。当时的朋友到现在还联系着，甚至现在还一起做音乐，老的朋友都在。当时演出的机会也不太多，主要是在晚会上演出，派对性质的比较多。

　　《新周刊》: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是出专辑么？

　　崔健:专辑不赚钱，因为发行量根本不知道，盗版太多了。

　　《新周刊》:你觉得当下你的创作速度和1980年代相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崔健:我写音乐很快，而写歌词有另外一个节奏，很多人认为我写歌词的影响力可能比歌曲更大些，说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遗憾，因为我下在音乐上的功夫比歌词大多了，大概音乐上要花费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吧，也就是大部分时间。因为音乐上的标准很高，漏洞比较多，歌词则表达清楚就行了，无所谓多好，写歌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文字组织工作，而非创造工作。

　　《新周刊》:1980年代，留给你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或者说，能否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总结一下这个时代。

　　崔健:我反对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概括，因为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而不是他这个人的意义，包括我。因为作品永远是走在个人前面的。

　　《新周刊》:你想什么作品来作为1980年代的代表作呢？

　　崔健:我个人觉得是《教父》，还有听到摇滚乐。我感到无比庆幸，我能在有生之年，听到摇滚乐。我的新专辑有一首歌《蓝色骨头》，作为主打歌，因为它讲的是人的灵魂与智慧不分家，中国自古以来，两者是分开的。举一个例子，中国和西方企业家成功的秘诀不一样，中国企业家可能是因为敢于冒险，而西方企业家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

　　黑豹乐队 很多人听着我们的歌开始练习摇滚乐

　　今天，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希望借助Beyond内地城市巡回演唱会，“来带动内地摇滚乐的复苏”。

　　1992年，大二学生军训时，一位同学问我：“你有没有听过‘东北一只耗子’？”我说没有。但不久后人人都会在水房里哼几句那首带着些无奈、有点孤漠感的调子。有一天我恍然大悟：那位同学那天问的是“DON誘 BREAK MY HEART”——这首歌的名字比黑豹乐队更早地在校园里传播。更为疯狂的是第二年《无地自容》的发行，《无地自容》这首歌随即成为卡拉OK厅中点播率最高的流行歌曲，尽管它经常被人唱走了调，但只要有人点，似乎每个人都愿意借这个机会“吼一下”。

　　1987年成立的黑豹乐队，经历过翻唱国外作品的阶段，终于在1990年代初开始用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征服世界，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当时黑豹的团员平均年龄25岁，在内地的摇滚乐队中属于中间地带，在那个极力开创风格的年代，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中性温和的道路。在坚持忠于自己的选择时，他们并没有预想到会有多火。经历过“文革”末期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洗礼，更多的年轻人选择摇滚乐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在此之前，黑豹的成员曾为没有能够参加1990年的北京“90现代音乐会”而不无遗憾，但在1991年他们的专辑在香港试探性推出后，却出乎意料地连获香港电台排行榜数周冠军。

　　这支当时经常更换主唱的乐队，在1990年代初期成为众多乐队和走穴的歌手们模仿的对象。但突如其来的高潮后，是10年的低谷。1994年以后，做摇滚乐的人逐渐发现难以养活自己，而流行音乐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有较好的市场效益。10年之后，黑豹依然安排了大量的商业演出，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征战，他们相信摇滚乐的春天不远了。用成员赵明义的话来讲，“所有的音乐都被市场淘汰得差不多了”。赵明义在他的名片上印着一个文化公司的名称：人潮人海。除了乐队鼓手的身份外，他还是黑豹的经纪人，人潮人海公司将负责策划黑豹的一切商业活动。赵明义希望乐队的人，能自己为自己做事。

　　赵明义很忙。联系采访时他正在长沙，在电话里他压低音量告诉我：“我们乐队正在和Beyond排练，实在对不住。”他担任着Beyond内地城市巡回演唱会总策划，希望“靠Beyond的力量来带动内地摇滚乐的复苏”。

　　《新周刊》:你们最初开始创作是1980年代后期，对比当时，你认为目前的摇滚乐的环境有哪些改变？

　　赵明义: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摇滚音乐还是一种非常新的音乐形式。很多人对此非常执着地去追求，而现在的环境被市场所左右的因素太多了。

　　《新周刊》:黑豹乐队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赵明义:这个影响太大了，在以前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也很平淡，但加入黑豹，让我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我对过去的生活也很怀念。在1980年代，我是一名部队院校的学生，当时很严格的音乐训练，为我今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周刊》:你最喜欢的是黑豹的哪首歌？

　　赵明义:我每一首都很喜欢，它们都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要强调差别，只能说每张专辑有不同的风格，代表各个不同时期我们的创作思路。我们每首歌都要排练三四百次，也就是说在前期要花掉几个月时间，然后才能进棚录音。

　　《新周刊》: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演唱会是哪一场？

　　赵明义:黑豹参加的演唱会太多了，有很多场都让人难忘。印象深的，有1995年拉萨演唱会，我们一直在拉萨唱了一个半小时，在演出结束后，鼻子都流血了。那一年4月，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摇滚乐演唱会。

　　《新周刊》:黑豹主唱的更换对乐队的风格有没有影响？

　　赵明义:没有一点影响。我们不是经常换，从1987年成立以来，乐队更换成员，主唱更换过丁武、窦唯、峦树兄弟、秦勇等，但在今年3月前，我们有十多年没有换过了。

　　《新周刊》:你如何评价黑豹在中国摇滚乐的地位？

　　赵明义:在中国，毫无疑问，黑豹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摇滚乐队。黑豹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我们普及了当时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很多人是听着我们的歌开始练习摇滚乐的。我们在摇滚乐方面，起到了铺路石和领路人的作用。

　　《新周刊》:对于1980年代你印象最深的事有哪些？这个时期是否为你们今后创作提供了养分？

　　赵明义:1980年代，我大部分在军队生活，对摇滚乐还没有更多地涉入，但在军乐团所积累的节奏感、打奏技巧，为我今后在黑豹中对作品的把握作了扎实的铺垫。

　　《新周刊》:如今你既是乐队的成员，也是乐队的经纪人，对于这种角色的转换你是否适应？今后还会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赵明义:是的，今后我会继续这样。因为我了解乐队每一个人以及他们具体的想法，我就能做成功。在以前，经纪人和乐队是对立的，而我则可以从中找出平衡。 (采访/赵磊)

　　唐朝乐队 摇滚不误国

　　唐朝对梦想的期待，吻合着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精神追求。

　　“活在你的梦里”是一首歌名。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1995年5月去世的张炬。张炬是一名贝斯手，1988年他和一名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那位朋友叫丁武。那支乐队叫唐朝。

　　在1970年代中期，丁武随他下放到牡丹江的父母回到北京时，还是一名怀念农村生活、在街头看见马就出神的小孩。1980年代早期，丁武“愉快”而“缺乏责任心”地辞了美术教职，和朋友们疯狂地拷贝了大量的磁带，在北京一些使馆的Party和大学的食堂里进行着演出。1988年，从黑豹乐队出来的丁武遇见了张炬，和另外两名留学生一起组建了唐朝。1991年5月，唐朝与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正式签约，发行了首张专辑《梦回唐朝》。1994年年底，唐朝站在了香港红 体育馆。仅隔半年，27岁的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逝。

　　在激烈的重金属音乐中，主唱丁武的声音被人解读为：在激烈表达之后有对梦想的强烈的执着期待。正因为这种对梦想的期待，吻合着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精神追求，唐朝因此被很多人所怀念。说怀念唐朝似乎并不准确，而是怀念那个时期唐朝音乐中表现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逐梦精神。丁武说，他活在27岁张炬的梦里。但16年了，唐朝依然还在，并正在筹备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乐队五位成员被已是不惑之年的乐队组织者丁武称作是“老中青三代人”，成员们有了自己的家和小孩、房子和车子，他们在排练之余也会从家庭生活中寻觅“有意思的事”。

　　《新周刊》:最早你接触到摇滚音乐是什么时候，与现在相比有哪些不同？

　　丁武:我第一次摸吉他大概是1976年，在唐山大地震那段时间，当时的氛围几乎没有，只是刚刚普及，吉他也被称为“流氓乐器”。我在1980年代前期读工艺美术学校，到快毕业时才和一些朋友们开始谈论摇滚，才知道音乐还有摇滚这种形式。那个时候没有趁手的乐器，没有相关资料，各方面都很封闭，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我们参加一些演出，结交了些朋友和琴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些磁带和画报等关于音乐的信息，然后再带回去学习。在“文革”后期，中国没有流行乐也没有摇滚乐，流传下来的只有戏剧和民间山歌。但摇滚乐在改革开放后最早通过一些外国留学生带入了中国，后来流行音乐才开始慢慢渗透。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音乐的气氛，都更加商业化，而在1980年代早期，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技术方式去听音乐，也没有这么多的唱片店，那时候听音乐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见面后先问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新周刊》:如今可以选择的音乐多了，人们反而会有些迷茫？

　　丁武:是的，现在很多音乐随时都在轰炸你，很多是被动地去听的。比如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究竟该放什么样的音乐，并没有人把关，而是非常随意地选择一些流行音乐来播放。我不是说流行音乐不好，我也喜欢听好的流行乐，但在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有更慎重的选择。我们这几年与唱片公司谈，但由于商业上不成功，很多音乐人选择了离开，很多唱片公司对这个市场失去了信心，促使唱片公司在水准上降低。比如有些唱片公司问我能不能写“两只蜻蜓”之类的歌，我说我还想先写“两只老虎”呢。与他们难以沟通，我们只能一意孤行，自己联系一些企业，而不是唱片公司，将我们的事做好，对于目前的摇滚乐的市场形势，我只能靠自己去做点滴的积累。

　　《新周刊》:1988年组建唐朝时，有没有想过会对你的一生产生什么影响？

　　丁武: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认真去玩。我喜欢通过音乐结交朋友，乐队成员的性格都比较相似，家庭背景也比较相似，都有一些叛逆的情结。我们的想法就是想做一张比较好的音乐专辑。那时我们在一起一周排练两次，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很灿烂，然后骑单车或者挤公交车去排练，非常开心，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可能是艺术的青春期，对我们提高对音乐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我没有什么信仰，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想创作出更有意思的音乐来。

　　《新周刊》:环境变化了，唐朝本身又有哪些变化和计划？

　　丁武:今天唐朝是16年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很多，也经历了张炬去世、分分合合等变迁。作为一个队长，我一直是比较固执和简单地去看待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第三张专辑，我们考虑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应该表现的，比较立体的、有艺术摇滚色彩的音乐。在内容上也强调要有明确的主题来表现我们的生活状态。在老五归队后，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五个人老中青三代，就像一个拳头一样，大家都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争取两年出一张专集。我们今年应该可以出三首歌。我们还要做一些唐朝的附带产品，将唐朝的画册、相关纪念品以及教学都做出来。我们也计划有所突破，比如在电影音乐上，让别人解读我们的音乐更简单、更时尚，技术一定得有，但更有内心的东西去表达，而不是简单地炫技。我们全国的巡演也在筹备中。

　　《新周刊》:你的歌声一直给人以高亢和激情的印象，如今你已经是不惑之年，这种风格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丁武:我觉得应该可以坚持下去的。从音乐创作角度考虑，可能更丰富些，我们不可能完全保留第一张专辑的状态，但那种冲动肯定是有的，我想表现得更感伤些，有高亢也有缠绵的，比如新作品《大风歌》就有大段旋律来表达这种感伤。

　　《新周刊》:有人评价唐朝是“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也有人说唐朝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气乐队，你怎么评价？

　　丁武:我觉得，唐朝应该是一支带创造性的、坚强的、有一些英雄主义色彩的乐队。我希望这个乐队能坚持20多年，甚至更长。随着时间推移，一支乐队的生命力会延续更长。很多人对摇滚失去信心，说摇滚误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很多人做了一半不做了，一个东西才刚开始，碰着个大风赶上个冰雹，就说不行了，我觉得摇滚是很有希望的，但周围的人的想法我也很理解。

　　《新周刊》:人们说你的歌声是激烈表达之后对梦想的执着期待，你的梦想是什么，它是否实现了？

　　丁武:以前我的梦想是周游世界。在我刚从学校辞职的时候，觉得做音乐可以到处演出，跑来跑去很自由。如今我的梦想是多出专辑，出5张以后拍两部电影。我希望能通过电影将唐朝乐队和当时一些好朋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记录下来，来反映我们怎么从那个状态走到现在的状态的。目前这个电影还在脚本的筹备阶段。唐朝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乐队和音乐是有局限性的。我还在寻找新的符号，我希望在自己还有创作欲望的时候，可以找一个新的生命。 (采访/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