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们

　　当时他们都只是孩子，今天成为有声量的新生势力，他们眼中的1980年代却是懵懂的。

　　生于1978 粲然眼中的1980年代:远离生活的象征

　　粲然(钟怡音) 福建厦门人，曾获第四届《福建文学》“初出茅庐”征文大奖赛最佳新

人奖，著有小说集《季节盛大》、《你的一切像海难》。

　　倘若有机会写《粲然自传》，我会视1980年代如鸡肋：对我而言，它不是大海，也不是洗脸盆。由于严重不“早慧”，我对童年的所有记忆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和别人交换印有黄蓉与花仙子图案的贴贴纸。

　　1980年代中期，我被寄养在厦门港奶奶家。老宅的二楼凌越于长巷之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港湾和泊着的渔船。某一年某一天午后，我和奶奶像往常一样坐在二楼凉台上，目视一个老女人颠着脚从海岬角处绕过来，拐进巷子，走过我家，仰着头跟奶奶打招呼。

　　她大略说了下她的近况：过得不好，她最小的一个儿子，学画画的那个，最近跑到马路上，当着好多人的面把自己所有的画给烧了。大家都说她儿子得了精神病。有人建议请法师做做法——啊，她还没拿定主意呐，还有人说，她儿子是跟了个坏老师，她丈夫想把孩子捆在渔船上，跟着出海一段时间，不叫他再接触那帮朋友了，兴许就好起来了吧。她皱着眉头，深怀忧虑。直到很久后，我们听说那个疯子到了国外。再后来，一个被称为“艺术家”的人告诉我，我们口中的“疯子行径”对中国艺术进行了诠释与反叛，那段时间，“厦门达达”派以焚烧绘画为当代美术翻过了新的一页。

　　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被时代树起的“标杆”往往有悖于我们琐碎的生活记忆。当你仅仅生活在生活里时，就会觉得这些词，诸如：“伟大”、“历史感”、“巨人”，是为赋新辞而强加的“意义”。2003年6月17日，厦门文联开了一个我们几个人的作品讨论会，据说舒婷会出席。那天早上，我坐在家门口穿鞋子。爸爸踱过步来，他说：“对了，见到舒婷帮我问候一声。”“你想要她的签名吗？”我问。爸爸略显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以前，”他说，“我在灯泡厂做宣传干事的时候，她在我们厂做女工。我在厂报上发过她的诗，”他又说，“你告诉舒婷，我觉得她写得还不错。”

　　我爸爸不是一个诗人，我甚至怀疑他知道不知道后来舒婷如何诗名大振，凡有井水处必有吟咏之声，他永远不会跟别人讨论舒婷在有关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书籍里能占有几个页码：八页两行零五个字、独立篇章，或者只字不提。他说起的首先是自己的回忆，是生活，而不是什么时间洗练后的不朽之物。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朋友金海曙写的《八十年代的洞》很对我的调调，他总结说“所谓1980年代，就是一个凡事缺乏正常解决通道的年代，或者说，是一个不得要领的年代。如果这事放到现在，完全可以另找办法消解之，不会很复杂”。

　　20世纪最末那一年，当许多人陷入世纪之交莫名的时间焦虑感中时，我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据说，1980年代他颇有佳誉，但当时已泯然众人了。他总是乐于用1980年代特有的铿锵语气说起那十年的青春峥嵘，让我总有种错觉，好像抱住他，就抱住一个时代一样。但很快这种荣誉感就离我而去了。2004年，我在北京798工厂逛荡时遇到一群艺术家，其中一个是唐宋。1989年，他和他前妻肖鲁所做的行为艺术“枪击事件”导致当时中国美术馆展览被临时关闭，震动中外当代艺术圈。2004年那天下午，他们约集很多人去吃饭。据说在饭桌上，唐宋会谈谈这十余年来他和他前妻“多舛”的感情、艺术经历——实际上，他们也把这些变成了一个书信作品，将要公开展出。那天，我到底没参加那个“回顾历史年代”的饭局。我是说，有些东西它本来仅仅是生活，或许有幸它们或端出架子或果真沉淀成部分值得缅怀的“象征”。但请不要试图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里借尸还魂。如果有人有幸标注了哪个年代，就意味着将随那个年代终结而终结。而所有的年代，都是大众的生活。所以，那结束仪式感的子弹来得更迅速些吧！“砰”地一声。

　　生于1981 李傻傻眼中的1980年代:火热、激动人心、富有创造力

　　李傻傻(蒲荔子) 湖南隆回人，曾上2005年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著有长篇小说《红X》。

　　《新周刊》:如果要为你的个人写作寻找源头，1980年代的作家或作品里有没有？

　　李傻傻:最初是贾平凹、余华等人，到后来自己也读过几本书的时候，才更多地接触到更老的和更小的。

　　《新周刊》:你的笔名包涵了什么个人趣味？

　　李傻傻:当时是无意的，现在我想可以扯出两条原因：流畅、有趣。

　　《新周刊》:在你上中学时，诗歌在你们学校里是一个什么待遇？在中学和大学，你参加了什么文学社？

　　李傻傻:有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在高中，我的第一首诗是写革命英雄主义的，写的是《卓娅和舒拉》的读后感。这说明，我很少阅读诗歌。在我的中学，隆回二中，出了很多校园诗人。有马萧萧、魏斌，都很红过一阵。那时，学校还有老师专门告诫学生不要学习马萧萧走文学之路。就是在那时，我加入了我们中学的“默深文学社”。开始是写写散文，很学生气的小说，高一暑假的时候写了第一首诗。

　　《新周刊》:在湘西南看的通宵录像里，有哪些你当时受到触动或觉得有意思的片子？

　　李傻傻:初中时，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香港有三大影帝：成龙、周润发、周星驰，我记忆犹新。但我那时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最受触动的当然是那些被称作“三级片”的。所有所谓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都是在大学里头才看的。

　　《新周刊》:你由衷地尊敬哪些公众人物？

　　李傻傻:我由衷地尊敬李敖、程益中和所有有理想有学问有胆识的人。

　　《新周刊》:在南方报业集团的氛围里，你觉得诗歌是被时尚化了还是被尊重的个人追求？

　　李傻傻:南方报业集团的氛围？我不大清楚。诗歌已经变得十分个人化，很可能同一个部门的人在写诗，而你却并不知道。我一般不太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作品。我会听别人说，但我自己很少和别人说我写了什么，包括女朋友和最好的朋友。也许是个习惯。

　　《新周刊》:你还看的文学期刊有哪些？

　　李傻傻:不看了。主要是没有购买的习惯。中学时买过旧的《诗刊》、旧的《十月》、《啄木鸟》什么的，因为只要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后来没看到旧的，我基本就不买了。

　　《新周刊》:你的父亲和母亲在1980年代从事过哪些职业？在你小时候，他们对1980年代的评价有没有影响你什么？

　　李傻傻:应该有农民、桶匠、煤矿主、推销员、搬运工、农场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爷爷老对我说，现在可以读书，不像你爸那时候，别人不让读，等等等等。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给了我“这是一个可以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时代”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与此矛盾的东西。比如，就在我相信了他们的话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很担忧我被什么势力搞趴下。高考时，对莫须有的“换档案”传言胆战心惊。我爸自己不知道变通，但他有时会对我说，这个时代必须圆滑，你别像我。可惜这时我的性格已基本成型。

　　《新周刊》:说出你对1980年代总的个人判断。

　　李傻傻:那时我还是童年。因此我的记忆里1980年代苦难与美好并存；而真正的1980年代，绝不仅仅是我看到的1980年代，它更火热、更激动人心、更富有创造力。

　　《新周刊》:你的生活有没有焦虑感？

　　李傻傻:人永远觉得自己现在活得不够好，这一点我想生活在1980年代的也并不例外。但若干年后回首，这个时代又是那么火热、激动人心、富有创造力。

　　《新周刊》:你理想中的月收入是多少钱？你的书理想中的销量是多少册？

　　李傻傻:收入2万左右，那样很多事就可以着手进行了。销量5万册，这个数字我认为是理想的数字：既不过分畅销，也不过分冷落。

　　《新周刊》:试着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今天你所感受到的这个时代。

　　李傻傻:浮躁：越来越快，越来越轻。黑色：我到过的三个城市里，西安比我家乡污染得严重，广州比西安污染得严重。黑色的空气与水，黑色的星星与楼房。变幻莫测：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元，有木子美和芙蓉姐姐了；人们突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变成哪一种人。(采访/山鸡哥)

　　生于1982 范继祖眼中的1980年代:一个传说

　　范继祖(小饭、石普) 上海人，著有长篇小说《不羁的天空》、《我的秃头老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礼拜前，我所喜爱的作家孙甘露先生度过了他的48岁生日。但他在我眼里如同一个没有年龄的人，内敛，羞涩……我不是说他本人真的这样。我只能挑剔地认为他在文章中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的诗意现在看来多么不合时宜，但他的样貌——从“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到“一个儒雅的男人”——你必须称赞。正是因为这种天赋，很多人误解了他作为一个作家身上所携带的气质；据说这样的说法叫做“外貌协会”……我多么希望还能有一个“内部风景协会”，让先生不至于失去因为没有见面而忽略了先生的那些倒霉的读者。

　　“外貌协会”，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产物；而其中重要的组成分子，那些活蹦乱跳的女孩喜欢的是一个叫做郭敬明的小个子，哪怕他时不时地抄一下人家的——没关系，只要他的书继续保持装帧的精美，他的脸蛋还是那样可爱，女孩们就不会放弃对他的追捧。女孩们的狂热一部分归结于她们人群数量的巨大，另一部分归结于在她们身边爱打扮爱拍照的小男孩实在太少了——当我们的郭敬明粉墨登场，立即全场轰动——这一特征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我只是稍许有点介意那些令人烦躁的尖叫声。

　　我们总是对他人所拥有的东西更容易羡妒，更何况这种羡妒是恰当的——就如同我多希望在1980年代我已经长大成人，可以与孙甘露等先生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东西；在同一个会议上沉默寡言，抽烟；在同一个年代乐观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交到合适的朋友。在那个年代我们拥有李陀、朱伟和大刀阔斧的王蒙；一系列的革新都有格伦巴赫这样的人物保驾护航，例如程永新先生；残雪格非和余华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所携带的作品可以很体面地出现在文学青年的口耳相传中；一本没有郭敬明名字的书籍同样可以卖出几百万，并且作者赚取了相应的荣誉；出版社的编辑通常都通情达理，愿意跟你讨论(只讨论)小说内部的东西；没有人会要求你在书籍上贴一张艺术照片，或者在简介中杜撰一个在国外获奖的经历；你出版一本小说，就会像建筑师设计了一幢大楼的图纸那样兴奋不已——那时候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那时候的煽情，藏而不露……

　　这就是我听说的1980年代，我虽然生在那个时代我却没有懂事；是否，有可能，这个年代给我的印象只是海市蜃楼的另一种体现？当然我更愿意相信长辈们语焉不详的口述，长辈们只是适当地遗漏，但是不会造假。

　　今天我们无法进入任何事物的中心和内部，只能在河的彼岸悲伤地看着船只的下沉。1980年代作为一个传说一定会被写入历史，而历史，就是你回头也无法追寻的东西。孙甘露先生曾在一本小册子上留下《我所失去的时代》这样悲怆的标题，今天我同样茫然无措。我不相信那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好在焚书坑儒也不会从头再来——那些出版物成为了永远的纪念，就像我手中的这一本《在天花板上跳舞》。

　　也许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荒唐，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我很想怪一怪现在的年轻的女孩。

　　生于1982 蔡崇达眼中的1980年代:他们的青春和我的年少

　　蔡崇达 福建泉州人，2000年获全国创新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受邀主编学生文学作品集《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

　　我从不认为那个年代有着文艺复兴这样金黄色的色彩，在我看来，1980年代只是被贫苦压抑了整整半辈子后青春集体复发的年代，是吵闹的年代而非复兴的时代，因为一切只是流行而不是滋长。在我的印象中，无所适从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主要表情，富起来之后要怎么打发时间——这成了当时很多人的突然问题。

　　1980年代正是我老家富得一天一个样的时候。我老家晋江1980年前是福建的贫困县，1980年代末成了福建省的首富县。当时富起来的晋江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去全国各地烧香，浩浩荡荡外出的烧香团构成了我文学的起点——这不是笑话，要烧香要写“南海碟”，一种用之乎者也写的祈祷文，看着每天在当小学校长的大伯家的门口排满表情神圣的人，我就从内心里崇拜羡慕会写文字的人，从而第一次把偶像从此前流行的“劳动模范”转到了作家身上，第一次有想写字的冲动，而且它刹不住了。富裕在我们这个地方首先催生的是对文字的崇拜。照我的理解，所谓文学艺术终究是打发时间的高级手段。

　　那是个因富裕而刻意想追求激情的年代，是20岁以上所有人同时的青春集体复发的年代。印象最深的是我那只读过小学的父亲也开始写诗，经常拉三结伙地喝酒的时候，他的那些朋友一个接着一个轮流接句，这些土流氓的诗歌念来念去不在李白就在杜甫里面可以找到原形，而且大部分咱们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全都囊括了。

　　这种集体癫狂在我的年少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到巅峰状态的时候，甚至我生病都不让吃药，而是吃外婆用符化成的药水，而所谓的符也就是在一张黄色的纸上摘抄上佛经的哪一段，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崇拜文学也不奇怪了。但我直到高一才看了张爱玲，在此之前我骄傲的是书柜上藏有300多本作文选，我后来甚至神奇到在帮老师改考卷的时候能一眼看出某某同学的作文得过某某省、某某杯的几等奖，或者发表在某著名作文杂志上。直到现在我憎恨自己的语言就憎恨那段经历，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事实上，父亲的短暂青春梦想也是这样夭折的，他最终看的是武侠小说和年代久远的明清小说，然而他从此写不出东西，因为他总想要用空樽对月去描绘卡拉OK里的灯红酒绿。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魔幻主义的，这点我赞成，至少1980是个太过变幻的年代，今天大家还在听广播，明天就能看电视，昨天还在蹬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就是摩托车——几乎生病在家过了几天出来就有新的玩意出来，卡拉OK、舞厅、茶楼、便利店，所有想象没想象过的东西全部出现，今天大家还在探讨怎么储蓄最多钱,明天大家就在讨论储蓄应不应该拿利息。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染发的女人的时候，老妈还把我的眼睛捂住，说小孩子不要看，这是妖精，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到了1989年，我老妈怯生生地去染了个枣红色的头发，回家的时候脸羞得红扑扑的。这样的年代热闹后面是混乱，没能留下什么，最多一些现在看来荒诞的笑话——虽然当时他们和我们都那么认真。

　　生于1982 张悦然眼中的1980年代:砖红的年景

　　张悦然 山东济南人，2002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著有小说集《樱桃之远》、《葵花走失在1890》和《十爱》。

　　1980年代装着我的大半个童年，印象中是旧旧的砖红色，像被我这个不知爱惜的小孩很快穿脏的衣服。但是终究是露出了掩藏不住的红色，一切方兴未艾，毫不犹豫地大步向前。

　　做过司机和会计的爸爸又回到大学校园，是1977年的事。1981年爸爸大学毕业，与妈妈完婚，结婚照是黑白的，照相馆依照要求帮着染上了颜色。妈妈的脸是桃花的粉，嘴唇鲜红欲滴，唯一的缺憾是礼服的白纱有些浑浊。1982年，他们迎来了我的出生。我是唯一的孩子，他们望女成凤。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在看的动画片是《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大大泡泡糖红极一时，雪人冰糕是消夏的最好冷饮。汽水也很普及，喝到满嘴泛红，舌头姜黄，真是过瘾。过年的几天在记忆里被放大成很漫长的一段，新衣服、鞭炮、年夜饭都很重要，紫粉色的脆纸包了压岁钱，春节晚会还是要看的，有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误了播出的时间，爸爸便用录像机录下来——对一个电视节目热忱如是的年代再也不会有了。

　　1987年我住在奶奶家，她开始督促我在每个下午5点半跟着电视学英语。那档节目叫做《跟欧阳奶奶学英语》。我还要练字和加算术，再也不能没心没肺地在楼下疯玩了。5岁的我开始有一丝郁郁寡欢。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美术班学画的时候，我画的那条鲤鱼和老师画在旁边的范例让人难分伯仲。

　　1980年代后期，电视剧《渴望》获得了万人空巷的反响，不过还是《射雕英雄传》更得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心。还有《红楼梦》，电视剧也比原著的书本来得早，先入为主，我怎么也不喜欢林黛玉细细的眼睛撇着的嘴角。那时候的新加坡电视剧也很好看，不过里面的当地人竟然都在靠卖鱼为生(《浮沉》)，仿佛那时的狮城还是小渔村。谁曾想多年后要真的远赴小岛生活，日日与那蹩脚的国语为伴呢。

　　1989年，我上了小学。那时我长成了一个心思细密、感情丰富的小姑娘。我很喜欢画画，想要当个画家。可是那时艺术是令大人们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家门外那条马路的街口。我的小舅舅——一个画画多年的艺术青年，正孤单单地站在马路台子上画一幅巨大的宣传画。风吹日晒，他画了又擦掉，再画再擦。他的脸上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落寞，他的梦被束之高阁，没有人慰问过他和他伟大的理想。我仰起头，看到巨幅的宣传画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间是个眉开眼笑的小孩儿，大字写着：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

　　小小的我迷惘地看看左右两边的父母，也觉得他们都只宠爱我一个，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可是我那醉人的艺术家的梦呵，却也好像宣传画中孩子手中放飞的白鸽一样，只能到无边的天空中寻找它们的影子了。

　　生于1983 春树眼中的1980年代:阳光灿烂

　　春树 北京人，曾上2004年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著有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等。

　　1988年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整个1980年代都是我的童年，阳光灿烂的，大家的脸笑得像红柿子。那一年，林志颖和小虎队风靡整个大陆，那大概是北京第一拨低龄追星族了，《北京晚报》说当时小虎队的专辑《青苹果乐园》摆上柜台不多时就被小孩们抢购一空了，还有许多家长替孩子们来买，大有玩物丧志之感。玫瑰学校小学部甚至用了小虎队的《爱》来当做广播操音乐，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跟着哼哼：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那时到处都洋溢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激情与按捺不住的梦想，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能感受到。

　　除了回忆，就只能从书里和朋友的记忆中感受1980年代了。《北大往事》我百看不厌，就是喜欢看当时那些大学生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多么有趣，多富有激情，自由、活跃、富有个性、自我发展的最大可能、开放性、反思性，构成了这些鲜活的故事、鲜明的人。那种强烈的务虚倾向和唯美的内在动力、抒情的传统，亦流露出北大气质中感性的、脆弱的一面。

　　狗子是这样回忆的，那时候是1984年，他上高三。 “教室里日光灯雪亮，我们坐在三四十个青工中间。矮小苍白的顾城穿着件灰色中山装，站在讲桌后，两眼望着天花板，语速平缓地讲他的经历，讲他和谢晔的爱情，讲他喜爱的惠特曼及法布尔，两个小时，我们没怎么觉着就过去了。他的妻子谢晔坐在第一组第一个，桌上是一摞油印的顾城的诗歌资料。谢晔美丽，有着灿烂的笑容。顾城纯真、执着，他不怎么笑，但他带给人的气息很随便。讲座之后，我们坐地铁回家，我感到内心温暖而充实。”

　　在我记忆的深处，最能代表1980年代的一个片断是我的小姨，那时她上大学，暑假回来用录音机大声放最新的流行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窗外是她洗好晾着的白床单，院子里是白色的蔷薇花，小姨的头发亮晶晶的，那样飘洒着的美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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