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诗歌卷

　　《诗刊》 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

　　“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采访/韩雨亭 图/由被访者提供

　　推门进入《诗刊》编辑部，看到那些由老式摆设、陈旧杂志和杂乱信件堆砌而成的景象，似乎又回到那个诗歌的盛世。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北岛在1979年就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常常挎着个小黄包到《诗刊》来，还把自己主办的民间诗刊《今天》拆散了，贴在《诗刊》社的大门口，想让编辑们看到之后能有所选登。在整个1980年代，朦胧诗风行天下，而在1980年8月号的《诗刊》上，广州军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举出老诗人杜运燮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诗作为“朦胧诗”的例子，揭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

　　李小雨从1976年在《诗刊》担任编辑，直到现在担任副主编，经历了它盛衰的整个历程。

　　《新周刊》:《诗刊》对中国诗歌起了什么作用？

　　李小雨:1980年代的《诗刊》与1980年代的诗歌进程是同步的，尤其是“朦胧诗”的发现和推广上，《诗刊》功不可没。《诗刊》的风格能代表与反映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诗歌所呈现出来的蓬勃景象。在“文革”受到过压抑的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反感“以上帝的口吻”“以英雄的口吻”来说话的诗歌写作风气。

　　《新周刊》:当时《诗刊》是本着什么精神办刊？

　　李小雨:首先它肯定了这批青年诗人的探索精神。并在1980年搞了中国第一届“青春诗会”。1980年的4月号，“新人新作小辑”集中推出了15位新人，8月号“春笋集”又有15位亮相，其中一部分成为了“青春诗会”的种子选手。张学梦、江河、常荣、舒婷、梁小斌、顾城、才树莲、杨牧、陈所巨、梅绍静、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徐晓鹤、徐国静、孙武军都是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成员。搞“青春诗会”也是对当时的朦胧诗派有一个肯定的态度。而把这种“看不懂”的诗歌形式冠一个总体名称，是从《诗刊》率先开始的。它开放办刊，能同时发表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当谢冕和孙绍振发表完《在新的崛起面前》与《美学原则的崛起》，随后便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一场针对诗论以及朦胧诗的大批判。虽然“三个崛起”后来受到了群体性批评，但当时《诗刊》能把几方面的观点都发表出来，这很重要。另外，它也卸下了文化理想、政治重任，让诗歌回归到诗歌、艺术本身与诗人的内心，愿意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多种的尝试。

　　《新周刊》:你们当时选诗稿的尺度是什么？

　　李小雨:我们还是坚持主流的创作表达方式，保持诗歌本身尺度，比如它的意境、优美，语言的诗意化的跳跃性与节奏感，起码不是很晦涩、阴暗。当时的编前会、编后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每篇诗歌都要深入讨论。为了组到最好的诗稿，编辑部的人要到全国各地出差寻觅，看这个地区的诗人在写些什么。现在如果没有哪家企业赞助的话，我们几乎出不了门。

　　《新周刊》: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时候有多大？

　　李小雨:当时《诗刊》的发行量是54万册，直到1990年还维持在15万册左右，不过很快便出现了颓势了。而现在只有区区的3万多册。

　　《新周刊》:你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会这样？

　　李小雨:大家都可能有一种疲惫感，除了政治之外，更多的是创作自身的原因。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百花齐放”的假象，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于是有呼吸派、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1986年全国诗歌大展完了之后，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国诗歌究竟应朝哪个方向走。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等统统扫了一遍。流派虽多，但总体浮躁，之后便是写作上遇到难度之后的沉寂。沉寂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诗人便提出回归，出现“城市诗”“新乡土诗”等面向现实的诗歌，而写作也已倾向于口语化。

　　海子 “他被简单化了”

　　“有人把1980年代中晚期的88个流派称为中国诗坛刮出的88片尿布。第三代诗人总体的创造力确实迸发出来了。当时北京很多熟人认为海子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采访/韩雨亭 图/新周刊图片库

　　海子的抒情诗伤感而忧郁。西川与海子都是流行于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他说：“在诗歌上，海子是有自己宏大的文化抱负的”，当海子的文化雄心在遭遇现实的破产之后，他选择了卧轨自杀来化解痛苦。海子的死不会与他所在的1980年代脱离干系。作为曾是海子好友的西川，或许能给我们还原一些时代的真相。

　　《新周刊》:1980年代的诗歌狂热到什么程度？

　　西川:在北京大学有一个3000多个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的时候都是满满当当的。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岛、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没办法，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才算完事。

　　《新周刊》:1980年代的海子处于什么状态？

　　西川:与北岛、顾城等1980年代流行的诗人相比，海子在生前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当然，在他去世之前，圈内人都知道海子这个人，还有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们知道海子。海子的第一首诗大概是在1982年写的，而他真正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是在1980年代尾声了。1980年代中、晚期共有88个流派，后来，有人把这88个流派称为中国诗坛刮出的88片尿布。我与海子属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但不是主要倾向。第三代的主要表现是他们从原有的英雄立场后退，变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语言也变成了口语化的东西，而在某些人那里，又变成了一种反文化甚至反语言。

　　《新周刊》:海子“大我”的痕迹还是很重的。

　　西川:海子对于诗歌本身有更大的文化抱负，这使得他与其他诗人在写诗方面就区分开来了。所以他既写短诗、又写长诗，把自己身上蕴藏的那种创造力给迸发出来了。第三代诗人确实是把总体的创造力给迸发出来了，但个体的优点表现在情调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态度，而海子的诗歌里有那种创造力的因素。

　　《新周刊》:海子被评价很高是1990年代的事情，1980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海子？

　　西川:海子在1980年代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困难，甚至连他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诗歌里有问题，觉得他的诗歌里的水分比较大。当然，由于他那种不拘小节、开放的工作方式也使得他诗歌里的很多东西写得不那么好，这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于是，他四川的很多朋友就认为他诗歌里的水分比较大，而北京很多熟人也认为海子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群体性的舆论让海子诗歌的发表阵地十分有限，没有什么太主流的刊物。

　　《新周刊》:为何后来人们又用各种方式去怀念与解读他？

　　西川:在1980年代末的精神状态之中，海子的死突然变成了大家宣泄情感的通道，对他的解读里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学界借助了当时很时髦的海德格尔理论去解读海子。海子诗歌里的抒情性、直接透明甚至热情的语言，对读者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新周刊》:公众解读海子是简单还是复杂？

　　西川:目前的各种解读方式都是把海子简单化了。他的诗歌前后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他在1987年以前写的诗是非常温暖的，水一样的轻柔和爱抚。可在1987年时，他写了长诗《土地》，用12个月来写的，一开始便是“饥饿遗失在本世纪”。《土地》之后，他的诗风开始变了，变得非常烈火一般的、带有极大复仇感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是太理解，海子的声望其实是建立在几首短诗上的。1991年，《花城》杂志曾约我稿子，我就把我和海子等人的诗都寄给了他们，后来我听说很多图书馆的读者都把这本杂志上海子的诗撕下来，拿到家里去珍藏起来了，而刊登在那本杂志上的很多诗后来都成为了海子的名诗。所以，我觉得海子死后，一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一方面又存在很多误解，我认为海子是一个比大众所了解的更了不起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