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同情之后的警惕

　　这几天，一个副市长的声音和遭遇引起媒体的关注，特别是网络之中，跟帖激辩如潮———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拿受贿款扶困济贫，当地法院的判决为缓刑、追缴违法所得等。

　　媒体报道说，曾经在纪委办案的余斌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怕得罪人，能顶着压力上。从当年同事的描述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余斌身为纪委干部的强硬准则。但在金钱面前，在实际工作中缺少资金支配的现实中，余斌的另类想法却在迈过这些强硬准则，并

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取别人送来的钱财。余斌称之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余斌说他在纪委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分管案件检察工作，“我太熟悉办案流程了，只要我不说，是很难查出来的”。

　　既然司法机关已经认定余斌受贿罪成立，所以，结合余斌的言辞，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三方面来揣摩这种受贿济贫者的心理：第一，在副市长的高位上以及奸佞之徒的诱惑下，受贿就是为了捞一笔，济贫只是为掩人耳目转移视线；第二，身为党政干部，在受贿行为发生后，在一片反腐声中必定会战战兢兢，惟恐事发，只好用济贫的方式来安抚自己不安的心；第三，在没有能力调拨更多财政款的前提下，受贿就是为了济贫。

　　如果是第一种心理，那么，这部分人在公开场合往往表现出坚定意志，而私下不法交易数不胜数，如同官场“两面人”。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令人不齿。第二种心理较第一种心理的发生更为直接。受贿了，抖抖呵呵地拿了不该拿的钱，明知触犯党纪国法，可仍然心存侥幸。为了求一个自我安慰，用济贫的方法广结善缘，求个平安。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在反腐通报中经常见到的，当然，这都是值得警惕的。

　　值得好好剖析的是第三种心理。为官一方自然要谋求政绩，这既是对普通百姓的回报，也是自我价值的肯定。但是，如果在解决当地困难的过程中，遇到资金上的问题，通过正常程序不能或者不能立刻得到解决，让余斌这样的副市长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而通过收受他人钱财或者捐赠等非正常方式，却能使一些具体问题很快予以处理，特别是在干部工资、维修渠道、接待客人等方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是副市长权限空间太小，还是非正常方式的资金来得太容易？如果是权限小，为什么又要面对上访讨要工资、维修渠道等工作呢？如果非正常方式的资金，甚至是通过受贿来钱来得很容易，那么，是不是反腐监督体系出现了漏洞？……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解，都化做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这也是余斌事件留给我们最大的反思。

　　印象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多的时候是用在税收宣传中，而在余斌这里，这句话却成了自己另类想法的总结，成了他受贿济贫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称他的结局是“另类想法导致另类悲情”。可余斌毕竟不是税务征收员，他只是一名副市长，一个有着党纪国法约束的政府工作人员。

　　所以，在余斌那里，我们除了对他能想到济贫乡里给予同情外，更多的还是期盼有法度的施政，也就是依法行政。否则，无意间伤害老百姓的感情或者好心办了坏事，就很容易发生了。这么说，是为了给“类余斌”一个警醒。

　　作者为本报编委。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03日 第三版)

　　作者：本报评论员　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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