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赃款济贫引发余斌困局

　　余斌，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几乎在一夜间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他之所以被关注，因为在他的身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矛盾和悖论：在一些人心中，他是一位“劫富济贫”的“好官”；在法律面前，他又是一个因“受贿”而被判刑的“贪官”。而他所引发的争议，也远远超过了好与坏的判断标准。

　　受贿扶贫，有罪

　　昨天下午，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拨通了余斌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平静淡定的声音：“我是受贿了，但是我用作扶贫了。我是违反了法律操作程序，但是我没有犯法，我要坚持上诉……”

　　据了解，作为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的余斌，去年7月被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刑事拘留并逮捕。去年12月，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二、依法将被告人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对此判决，余斌一直表示不服。他说：“我被拘留之后，马上就交待了我的受贿情况，如果我不交待，他们哪有证据指控我。我为什么要交待呢？因为我无愧于心，我的账目和收据都非常清晰，我没有一分钱用在自己身上。”

　　据悉，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共查出余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2.5万元，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所指控的22.5万元，有9.5万元属于受贿，另外10万元属朋友馈赠，但认定为违法所得，其他款项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虽然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但法院认为，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

　　众说余斌，好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余斌曾是中纪委专职纪检干部班学员，学过两年法律，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知法犯法，何故？

　　面对质疑，他坚持说：“我没有个人占有受贿款，我对它的支配都是公务性的。”“县级市副市长个人支配的财政金额很有限，我只想多做点实际的事情，如果上缴款项，束缚和限制就会多很多，可能就无法用于扶贫了……”

　　余斌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印证。廖小林，临湘市工业局局长，曾和余斌共事八年，正是余斌“贿款扶贫”的受益者之一。他说：“我们工业局员工特别多，有百来号人，我们想建一个供职工活动的篮球场，但苦于没有经费，就向副市长余斌要拨款，但他能支配的公款有限，所以就私人给了我们两万块。这两万块，虽然是他收受贿赂的钱，但用的是正道啊！”他认为，余斌是违纪违规不违法，像他这样有能力的官，政府是应该保护的。

　　在临湘一些官员的口中，余斌也是一个“好官”。临湘市纪委司法监察室主任李集说：“余斌是临湘市公认的一个有能力的官员。他被判刑，让我们又少了一个好官！”临湘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建林说，教育局管理几千名老师，难免有老师为找余斌帮忙送红包，但他一概不要，都是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退还给了当事人。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助理冯刚甚至激动地说：“余斌何罪之有？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不过，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对余斌采取的这种另类的扶贫救困方式不认可，很替他惋惜。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他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极端路线’，一定程度上也与社会风气和行政办事的低效有关。”

　　专家评说，该判

　　人们对“余斌困局”的看法，也呈现一边倒的格局。新浪网对此进行调查，在回答“您认为湖南临湘市副市长拿受贿款扶困济贫是否构成受贿罪？”时，66.63％的人选择“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在回答“您认为法庭对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判决是否公平？”时，72.24％的人选择“不公平”。

　　对此，不少专家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法归法，情归情，道德之功不能抵销法律之罪。

　　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翟建认为，余斌虽然他把私受的钱用于公务活动，却不能改变他受贿的性质。虽然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不构成客观要件，但收受贿赂已经引起贿赂者对政府廉洁的怀疑，而余斌的主观想法外人又不可能得知，从而造成法律上的漏洞，自然为法律原则所不容。

　　对余斌“我没有个人占有受贿款，我对它的支配都是公务性的”说法，上海法学会副会长汤啸天表示，他误解了所有权的概念。他说，对财产的所有权不是你收益了多少，而是你是否拥有处理权，在该案件中，他自由地控制了贿赂款，并加以处理，就充分说明他对贿赂款拥有了占有权。

　　在获知竟然有66.63％的投票者认为余斌无罪时，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仇立平说：“一方面，这说明人们的法制意识还很薄弱，不能区分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两个概念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把认同好官的底线放得太低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报实习生 徐佳 本报记者 谭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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