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毅飞
北京每年新增30万人口，给北京的资源和环境带来诸多压力。北京要作“十一五”规划，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市民建言会，数十位市民代表为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建言献策(8月7日《新京报》)。人多了，就得考虑把谁挡在城外，把谁撵出城去。因为北京的地位特殊，这个建言会值得关注。
虽然以行政手段限制外地人进京的方法遭到普遍反对，但提高进京门槛的建议仍然屡有人提。譬如有人提出，通过结构性调整，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知识性密集型产业人口越来越多，使北京人口有序的有方向的流动；有人提出，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量，让住宅的价格适当上升，提高北京的生活消费水平，使得一些低层次的产业在北京不能生存。还有人提出，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子的应该缴纳建设费，理由是“世世代代的市民交了很多的税，贡献了很多才建设成了今天的北京”。此外，有不少人提出“异地养老”的主张，要在北京周边建立“老人宜居城市”，鼓励离退休人员到那里“发挥余热”。
如此一来，北京是肯定能“首善”起来了，买不起高价房的人进不了北京，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在北京呆不下去，再把离退休的老人弄到北京的外面去，北京就成了有钱、有文化，又没有老人的城市。其它地方呢？要钱没钱，要文化没文化，要年龄优势没年龄优势，跟北京就越来越没法比了。要是所有感到了人口压力的城市，也都群起而仿效之，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被挡在门槛越来越高的城外，就越来越找不着进城的门了。提高城市化程度的路，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实现公平公正的路，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则肯定会由此而变得越来越狭窄了。
其实，有许多北京人从来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活的，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贡献，不能因为北京壮大了而非得把他们“调整”出去。提高房价，只能把没钱的人挡在城外、撵出城去，北京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成为富人的北京。再说，北京更不是单靠北京人建成的，从建国之初的“十大建筑”，到今天的“奥运工程”，花的有许多都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单就1999年的教育而言，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而北京市则达到757.6元；同样是1999年，在全国8亿至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3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这都不是单靠北京人“贡献”的，外地人没有理由被挡在北京城外。至于，该不该一厢情愿把老人弄到城外去，得听听北京的老年人怎么说。
当然，建言会也让人听到了一些善言良策，他们或主张给外地务工者以市民待遇，特别是在目前工伤和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再给外地务工者加上失业和养老保险，还要保证这钱能返还到打工者的原籍去；或主张从长计议，要给贫困地区以更多的支援，使全国都成为宜居之地，从而为北京减压；或主张把北京一些政府机关迁出去，带动为它服务的人口、干部和家属，迁移到卫星城去……除此之外，北京如何缓解人口压力的建言会，还需听听场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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