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中国文人的乌托邦

　　樱子 文/摄

　　很少有人会提起上虞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远离杭州和宁波。或许更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是它本来就是一个隐没于世的地方。或者说，它曾是一个隐士出没的地方。

　　在上虞最早的年代里，虞舜大帝为了躲避战乱南迁隐居于此。东晋的谢安隐居在上

虞的东山，王羲之等世族望门也纷纷暂居此地，一时间名士云集，海内瞩目。

　　或许并不是巧合。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群文人骚客，夏尊、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等暂居于此。致使这里成了一片中国文人的乌托邦之地。文人们在历史转折的时候选择了乡间的民粹主义和平民精神。

　　唐诗之路的缘起

　　那是西晋南迁后的一天，天似乎还带着寒意，或者还有点雨。无意仕进的谢安，一路向南，向南，来到会稽上虞县，此刻的他内心澄明，心神安定。上虞，悠悠山林，草木葱茏，其上云兴霞蔚。雨中的曹娥江，到处漂浮着一种淡定从容的气息。谢安决意终老于此，从此与世无争，隐居东山20年。

　　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与宗教连接的生活方式。而在当时，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中国文人的山水文化情愫使然。

　　谢安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就注意修身养性，喜欢读书习艺，是而才器隽秀。但他却是个不愿做官的人。他在上虞的东山筑庐蛰居后，“高谢人间，啸咏山林”，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直到他的好友侍中王坦到东山面请他出山，痛陈社稷危艰，国势衰微，亟需良将谋臣匡扶，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这就是“东山再起”的典故。而淝水大捷的经典，成就了谢安的风流，也成就了东山的盛名。

　　风流才子王羲之，在建康(今南京)乌衣巷的粉墙黛瓦、杨柳依依的清净之中成长，跟随着自己的表姑——晋朝时的大书法家卫夫人读书、写字、绘画、作诗，成就了他一生流连山水、沉迷书法，并热衷于佛、道、音乐的生活态度。在父辈相继离世后，他开始抛弃官场的一切，向南行走，定居在会稽山，开始了每日饮酒、作诗、画画的世外生活。

　　聚居于会稽的名士，主要活动在永和年间。此时的隐居名士，其荦荦大者，诚如《晋书·王羲之传》所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谢安隐居于会稽的东山，许询隐居会稽西山，名僧支遁则住在会稽郡内的剡山。于是乎，这些悠哉悠哉的名士名僧们，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就是不愿当官。

　　偏安一隅的文人们往往会带来文化的兴起。

　　永和九年的一次聚会，成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兰亭集序》，这也许是王羲之在微醺之时一挥而成，也许是他饱揽了群山万水的轻灵之后的宣泄。无论如何，只有那放浪不羁的人才有着如此着意于笔端的畅意。

　　而谢安的书法、尤其行草书的知名度是仅次王羲之的了。宋代词人、书法家姜夔曾说过：《兰亭集序》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即谢安)、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

　　年轻的谢安是李白的偶像。他是无限羡慕谢安的。在《游谢氏山亭》中，李白的心情相当愉快：“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于是，在一个唐朝的秋天，在荆门的江上，一叶扁舟缓缓向东南驶来，天似乎也还带着寒意。但这位诗人却坐不住了。他来到船头，或捻须沉思，或浅斟低酌，舟子不解地问道：“先生是要到何处去？”诗人爽朗地一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 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这位诗人就是李白。

　　上虞，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解读不透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诗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浙东的那条唐诗之路。从绍兴鉴湖、溯剡溪至上虞、新昌、嵊州直至天台。在唐一代共有278位诗人游历过今天的唐诗之路。上虞是幸运的，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以她厚实的身躯承载着唐朝一流的人群，而且还能换几首很有分量的诗。在“适性”的表象背后，这些悠悠的名士心头始终郁结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当政局相对平稳，个人的生死存亡不再系于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光阴对生命的威胁便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愁结，这是他们生命“伤情”的底色。或许诗、文、画、字，便是那满溢的愁绪情感。

　　其实，上虞此地的文化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回想起上虞早在上古时期，虞舜大帝为了躲避战乱南迁隐居于此，文武百官跟随至此，直到今天，上虞县城还叫百官镇,未曾改变。

　　舜帝也好，谢安、王羲之也好，都选择了上虞作为避乱隐居的地方。

　　文人的乌托邦

　　当历史行进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上虞的白马湖畔，又开始聚集了一群文人。这里再次成了他们的乌托邦之地。

　　白马湖是钱塘江南岸一个很普通的乡间小湖，在河道纵横、湖泊星罗的宁绍平原上，这样的湖触目皆是。但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湖畔，上世纪20年代，一大批当时国内负有盛名的学者和名流聚集在这里，白马湖一时英才荟萃。在山青水秀的白马湖畔，一个远离尘嚣的山村里，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改革、振兴民族精神的饱学硕儒和青年才俊，成就了“南春晖，北南开”的教育业绩。

　　听文人们说去白马湖最好是春天，和煦的阳光，或者斜风细雨，都是好的。我却没有赶上春天。只因令人烦躁的夏，才使我适时的想起了僻静的白马湖，使人淡漠于世。

　　一个黄昏的午后，在春晖路口下车，跨过无人看守的铁道线，前方的小路窄窄的。那曾是朱自清笔下所描写的煤屑路。1924年，一个“微风飘荡的春日”，24岁的朱自清来到春晖中学任国文课教员。“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映在湖里，我的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觉得自己小了。”

　　白马湖依旧是一片澄明，四周很安静，身后偶尔有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响起，微微侧身让开路，是返校而归的春晖学子。半个世纪前的这条小路上，常来常往着的是那些人：经亨颐、夏尊、李叔同、刘质平、丰子恺、朱自清、何香凝、朱光潜⋯⋯这些人的名字早变成了铅字留在了春晖的校史上。

　　上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经亨颐得到上海滩富商陈春澜的资助，选中了白马湖创立了春晖中学。经先生又以智者的眼光聘请到了学者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王任叔等人来此地执鞭任教，蔡元培、俞平伯、刘大白、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亦曾应邀讲学。

　　除了夏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了，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才24岁。他们风尘仆仆的来，或讲学、或停留、或畅谈。当时的白马湖简直就成了群贤必至的地方。就如同是永和年间的会稽东山、西山。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世事变幻，白云苍狗，白马湖畔春晖故人们的音容笑貌已不在，但白马湖仍在，春晖中学仍在。

　　白马湖畔的这一间间平屋，是一个山水极好的地方。背靠着山，面前是湖。

　　平屋是夏尊先生的房子，平屋两字，也寓及先生但求平淡、平民之意。这是他卖掉崧厦镇上的一座祖宅后，才建的这一个小屋。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在此终老的。在平屋里，他完成了意大利的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的翻译。

　　依次的一间是朱自清住过的三间小屋，他的小屋前面，是一条通向驿亭火车站的煤渣土路，先生每天教学的路上都要经过，很是有点感慨的。他时常写到这条小煤渣路，“那黑黑的细细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给人多少清新的趣味。”厅正中挂着的是先生年轻时的相片，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透进来，似乎看到先生的背影。他那有名的背影。朱自清在白马湖虽只住了两个年头，却在自己的书房内写下了《春晖的一月》、《白水》、《航海中的文明》、《白马读书录》等一大批著名文章。

　　丰子恺是最喜欢杨柳的，据他自述：“昔日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小杨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是最为讲究的，踏进大门，迎面便是一堵照壁，西首是一间小客厅。小杨柳屋是当年白马湖里的一个活动中心，夏丐尊、吴梦非、朱自清、匡互生、王任叔、朱光潜和偶尔来春晖讲学的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叶圣陶、陈望道、吴稚晖等都喜欢到小杨柳屋聚谈。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在这小杨柳屋的八仙桌上创作出来的。

　　白马湖畔随之形成了博学睿智的白马湖文学流派，周作人赞美这种流派为“白马湖的水色”，台湾作家杨牧称它为“白马湖派”，并指出台湾当代散文明显受“白马湖”风格的影响。因此，这几间湖畔平屋，在当时有个美名叫做“新文艺的矮平屋”。

　　无山无水的尴尬境地

　　一些知识分子齐齐聚于一处，喝酒，畅饮，山和水成为最为亲近的文字意念。

　　中国文人是依托于山水的，空谷幽然是中国文人的思想境界。对山水文化的重拾或许是一条出路。由此，才有那么多人用行走的方式去重新丈量我们的土地。就像当年行走唐诗之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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