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济贫的副市长不是“大侠”

　　-杨初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款用于济贫，两审被判缓刑。据8月2日《重庆晨报》报道，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2004年12月23日，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的判决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量刑过轻；也有人表示，余斌受贿没有自己占有，并不构成受贿罪，和那些有车、有别墅、有情妇的贪官不同。

　　在网络上，余斌被称为“大侠”，或“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作为同情余斌的一方，这代表了一部分公众舆论对“受贿济贫”这一做法的认同。我也很怀疑，这种同情或认同，未必没有体现在对余斌的判决中。报道引述一位法律专家的分析：“法院在量刑时，还是考虑到了其用受贿赃款扶贫的因素，对其判决没有克以重典”。我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对余斌作为“大侠”的某种奖赏？这种质疑或许并不存在，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回避当余斌作为一名“大侠”横空出世背后所昭示的非理性、非法治化的社会心理。

　　必须正视的是，余斌本人已经坦承了其收受贿赂的事实，其作为受贿罪的理由已足够充分。那么，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他都应当接受法律的制裁。一个法治社会基本的法治理念就是，法律就是法律，任何行为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合法进行，而不能以个人意志来解释法律，曲解法律。因此对于余斌的判决，既不能以他是否像其他贪官那样有车、别墅、情妇来作为量刑参考，也不能以他将受贿款做何处理来作为判决依据。换言之，受贿罪的判定只缘于受贿事实是否成立，而与是否是“大侠”无关。

　　我总觉得，法治社会是不容许出现所谓的“大侠”的。且不说由来已久的“侠以武犯禁”的论断，单就余斌的“受贿济贫”而言，难道没有丝毫道德污点？济贫，自然是一种美德，但“受贿”却不见得怎么高尚。因为官员受贿的背后，必然还站着一群因向其行贿而招致利益受损的人，他们可能是行贿者，也可能是在与行贿人同处于竞争格局中的利益相关人。如果考虑到这种因素，那么我们还能说这种以权力调节出的劫甲济乙的局面，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态吗？在一个完善的社会秩序里，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不能被侵害的，也是不应有“劫富济贫”观念生存土壤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必讳言，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使人们很容易形成对于大侠的心理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但是，作为处于权力格局中的一名副市长，他是否必须通过违法的方式来实现施政目标或济世理想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他真的有工作能力的话，就完全可以用正当手段获得必要的扶贫资金。然而他却选择了一种并不能被法治秩序所认同的做法。

　　就像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大侠有大侠的原则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既定的秩序。对于余斌及更多的人来说，今天的秩序就是法律，即使是“立志”当一名大侠，也必须在法律的秩序之内来追求。以余斌高居副市长之尊，更需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官阶愈高，对法律秩序的破坏就更加严重。因此不论是司法对于余斌的判决或舆论对余斌的同情，我真正担心的是，此例一开，会否出现更多打着慈善旗号而大肆捞钱的贪官？

　　梅内塞斯之死

　　-杨耕身

　　“忽然，一名慌张的男子跑进地铁车厢。我看到他的脸……他好像一个被逼到绝路的狐狸，看起来被吓呆了。突然这名男子被绊了一下，身后追赶的人群趁势将他扑倒。一人举枪对他头部，砰，砰，砰，砰，砰，连开五枪，他死了……”这是一位叫马克·魏特白的乘客的描述，后来被证实，在伦敦地铁里毙命的那名男子一共遭遇的是八枪，而不是五枪(本报记者李北方当时正在事发现场)。

　　开枪者不是别人，而是伦敦警察，毙命者是巴西青年琼斯·查里·梅内塞斯。作为一名电工，梅内塞斯已在伦敦合法工作了三年，但在7月22日那天，他因被怀疑为恐怖分子而被当场击毙。警方第二天证实，此系“误杀”，并于比较漫长的近10天之后——7月31日，与梅内塞斯家人会面，表达歉意，表示将提供数目可观的赔偿金。

　　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就像是为了安抚梅内塞斯孤独的灵魂似的，伦敦警方似乎还在刻意要为他找到一名或更多的“伙伴”。7月24日，警方警告说，当他们展开反恐战争、追捕四名涉嫌实施伦敦交通连环爆炸的疑犯时，还有可能错杀更多平民。

　　“个体在进行这种决定时面临着严峻环境，其他一些人也可能被射杀。”英国警察总监伊恩·布莱尔这样说道。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这是我所能够从英国警方的警告中得出的信息。当以平民的无辜生命为代价的反恐秩序一旦生成，就已经很难分得清在生命的意义上，反恐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至少，梅内塞斯父母脸上的悲伤和泪水，与死于历次恐怖袭击者的亲人的表情毫无二致。

　　在经过两轮恐怖袭击，在情报部门被指不作为，警察机构也遭遇普遍的质疑之后，伦敦警方对于误杀平民的辩解开始变得振振有辞。英国警官协会会长肯·琼斯就指出，“我希望公众站在警方，尤其是那些年轻男女警官的立场想一想，试着理解他们的艰难抉择，以及万一判断错误造成数百人丧生的后果。”

　　不论承认与否，恐怖袭击正在改变伦敦人的生活方式。此前英国只有10%的警察佩戴枪支，英国公民一直对自己庞大的“无枪警察”队伍引以为豪。不过在“7·7”之后，伦敦街头开始充斥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而英国《卫报》披露说，反恐部门已经改变了对付自杀袭击者的策略，指示执行任务的警官可以对自杀袭击嫌疑人头部开枪，不必顾及对方性命。

　　早有观察者指出，一些国家的反恐行动重“打”不重“治”，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难以消除；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以暴制暴”的行动，给无辜平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灾难，也激起了新的民族仇恨。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不仅使一个新秩序的构建无法真正聚集合力，同时也给恐怖主义留下可乘之机。那么由是观之，梅内塞斯之死，只能算是“恶果”之万一吧。

　　《伦敦标准晚报》曾以“不能让恐怖分子分裂我们”为题发表评论，但现在问题是，恐怖分子也许不能分裂人们，但“误杀事件”却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英国另一家媒体则毫不讳言地指出，警方的行为有可能被指责为“与恐怖分子无异”。不论警方如何辩解，一个问题已经变得不容回避：反恐，真的要以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为代价吗？

　　在没有明确的答案之前，也许我们只能对梅内塞斯说：惟愿在天堂里，平民是平民，恐怖分子是恐怖分子。

　　天堂里没有枪来枪往。

　　相关专题：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受贿款扶贫引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