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棉纺业的四个年代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河南郑州

　　1920年代，民族

　　资本家的失败试验

　　提起郑州棉纺业，不能不提穆藕初。他是郑州近代纺织工业的奠基者。

　　1920年代，此人大名鼎鼎。当时的毛泽东将他归为国内主要派系之一的“新兴商人派”，瞿秋白在文章中批判过 他，1943年他辞世时，董必武、冯玉祥、孔祥熙、杜月笙等人给他送挽联。他是1920年代中国四大“棉纱大王”之一 ，后来弃商从政，当过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

　　1920年之前，穆藕初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等，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后来他来到郑州，看到这里 “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 通便利，销场甚广……”(穆藕初：《五十自述》，下同)穆藕初不由得动了心：如果能在这里创办纱厂，不但能就近采购原 料，供应广阔的内地市场，且郑州、上海两地工厂联为一气，原料、金融互相调剂，岂不是相得益彰？

　　当时的郑州，周围地区盛产棉花，棉质优，纤维长，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济南及汉口等地大纺织厂、洋 行及棉花商号的采买人员，均派人来郑坐地收购，于是，郑州便成为棉花集散地。仅火车站周围的福寿街、苑陵街等为买卖棉 花服务的专业打棉花包厂就有几十个。

　　1919年，穆藕初联合几家沪商，集资200多万两白银，成立了郑州豫丰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因穆氏是发起人， 股金最多，故被股东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1920年，位于郑县豆腐寨(即现在的郑州市布厂街)的豫丰纱厂建成投产，这是30年后一跃成为新中国六大纺 织基地之一的郑州市第一家近代纺织厂。全厂有职工4170人(这个数字在现在也是大型企业了)。

　　在棉花主产区建立大型纺织厂，尽量摆脱对进口原料的依赖，30年后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应该说穆藕初 的思路还是超前的，他对豫丰纱厂投入的心血也最多，可惜他的运气不好。

　　皖直战争后，紧接着是奉直战争，郑州屡屡成为两军必争之地。战斗时，对方常以豫丰厂的两支高高的烟囱为发炮定 向目标，虽幸未毁，但有关银行、钱庄对豫丰大起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发生极大困难。这还不算，不管哪路军阀占 领了郑州，都要住进纺织厂，吃喝拉撒全要管，让穆藕初大感头痛。这种情形之下，郑州豫丰倒是跟上海总部“联为一气”了 ，可不但没能“相得益彰”，反把上海总部拖累得岌岌可危。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洋商，特别是日商在中国市场的飙进。棉纺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实业，而穆老总认为中国棉业唯 一的劲敌就是日本。

　　当时的日本纺织巨子，成群结队来到中国，组成联合企业，开工生产，利用中国低廉的土地、人力资源，减少制造费 ，避去进口税，快刀直入，所向无敌，把中国纱厂冲击得难以立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在中国经营的纱厂仅数家，纱锭数约10万枚左右。数年之内，纱锭数激增至150万 枚，竟然达到了中国纱锭一半的规模。

　　豫丰纱厂开工后的第三年，旧中国棉纺业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头。由于洋纱、洋布充斥市场，加上该地区长期战乱，造 成豫丰纱厂销售不畅，亏损严重。穆藕初曾一度将工厂租给美商“慎昌洋行”；1934年天津中国银行加入股本，占豫丰纱 厂股权的90%以上，由中行派人直接管理。穆藕初在郑州实践的纺织梦，早早地收了场。

　　4年后，命途多舛的豫丰纱厂又遭致命一击。抗日战争爆发后，豫丰纱厂数次遭到轰炸，多数厂房被炸毁，来不及搬 走的4000余枚纱锭，都埋在了废墟内。情势逼迫之下，豫丰纱厂只好内迁重庆，改名为“豫丰和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厂”，它就是解放后的国营重庆第一棉纺织厂的前身。

　　1948年，郑州解放。翌年7月，又一个上海浦东的棉纺企业老板悄然来到了郑州。跟他的老乡穆藕初相比，这个 小老板可算得上寂寂无名；他那设在郑州地主家大院里的“利民纱厂”只有120个纱锭，也远不能跟“豫丰纱厂”相提并论 。

　　可惜的是，这个小老板的运气也不好：郑州这里虽然人多，也很想穿好衣服，但大都穷得要命，哪里有钱买布？利民 纱厂开工没几天，就维持不下去了，工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加上刚刚解放，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小老板害怕共产党批斗 他，就丢下工厂、工人，一个人跑了。

　　这个小老板，之所以几十年后还会被人提起，是因为他从上海带来的120名员工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河南纺织界最 有名的人物，她的名字叫盛婉。

　　1950年代，

　　计划经济时期的纺织奇迹

　　在上海利民纱厂时，盛婉是个13岁就进厂的童工，因为爱跟老板“搞搞震”，闹罢工，因此学徒3年，被厂里开除 过3次。她到河南来时，也才十五六岁。利民纱厂的老板跑了，政府接管了企业，给员工发了路费，多数遣返回原籍了。盛婉 回到上海后，当过街道妇联主任，又到上海一些小纱厂打临时工。

　　1951年，郑州市政府想重开豫丰纱厂，想起了盛婉他们这批熟练工人。河南省劳动局给盛婉等人去信，说你们是 在河南失业的，应该还来河南，由政府给你们安排就业。11个姐妹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重又来到河南。

　　在失业工人学校学了一年，第二年，盛婉等人被分配到豫丰纱厂。市政府在被日军炸剩下的旧厂房里，安装了3万枚 新纱锭。1953年，豫丰纱厂复工，它就是后来的郑州市国棉二厂。

　　在豫丰纱厂复工的这年，即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在讨论 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时，他同意纺织工业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计划方案中提出的纺织工业发展还可以再大一些。他 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 织工业。这4个城市，加上原有的邯郸、咸阳两地，后来被称为“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各地都在热火朝天搞建设。郑州市西郊的1万亩荒地上，国家投资1.76亿元，以一年一 个厂的速度，一口气建成了5家国营全能大型棉纺织厂，这个“纺织城”的面积比当时的郑州市区还大。它的南边，国家投资 铺设了陇海铁路专用线，把五大棉纺厂与全国各地联结起来，原料源源不断地运来，产品输送天南海北。

　　然而，1953年的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以及两家外地老板投资的小纱厂之外，纺织业可以说 毫无基础，跟一张白纸差不多，但这难不倒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声令下，从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 地调来了1万多名技术工人、管理干部，还从云南等省份招来了失业工人。国家又投入巨资，在郑州纺织城一口气建起了4所 纺织院校，建起了与棉纺企业相配套的大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主要为纺织工业配套和服务的机构、设施，如 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现在的郑州第四人民医院)、河南省工人文化宫等，也在纺织区南边陆续建成。当时的郑州号称拥有 10万纺织大军，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比建国时的1949年增长460倍，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 基地之一。

　　西郊第一座棉纺厂建成后，因其规模大于已收归国营的豫丰纱厂，政府便将其命名为“郑州市国棉一厂”，将豫丰纱 厂改名为“郑州市国棉二厂”，以后陆续在西郊建成的棉纺厂，建成一家，命名一家，依次为郑棉三、四、五、六厂。

　　因为是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省事儿，郑州与北京、西安、石家庄同时建起的棉纺厂，用的都是同一张图纸。

　　每建成一家棉纺厂，这些厂的新工人都要到郑棉二厂培训、实习。培训完一批走一批，工人们都把二棉戏称作“母鸡 厂”。盛婉就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的。她是这个“母鸡厂”里带徒弟最多的“母鸡”，三四年间，光跟她签了合同，手把手 带出的徒弟，就有600多名。

　　1953年3月，苏联国家元首斯大林去世，盛婉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她恰好在那个月得了肺结核。因为她带的徒 弟多，很受领导重视。厂里从苏联弄来的“雷米风”药，一共12支。盛婉感动得天天流泪。病好后，厂里派她去新乡华新棉 纺厂，跟一位劳模学习新的工作法。

　　这种新的工作法，是青岛棉纺厂的纺织女工郝建秀创造的，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它的主要诀窍是掌握规律，分轻 重缓急，因此看的纱锭多，线头接得快。

　　摸索一段以后，盛婉把单项动作连续起来。比如接一个细纱的纱头，有8个动作，她就把这8个动作连贯起来，这样 动作就更快了。1956年纺织行业全国比武，盛婉2.5秒钟接一个头，1分钟接20多个头，速度最快，被誉为“闪电式 接头法”；而且她一个人看5台车，2000个纱锭，创造了两项全国第一。回到郑州以后，盛婉到处表演，推广自己的技术 。

　　当时的国内纺织行业，很多劳模都走上了政治舞台，比如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青岛棉纺厂女工郝建秀，受过毛泽 东主席表扬的咸阳棉纺厂“赵梦桃小组”的吴桂贤等。赵梦桃去世后，新华社记者去“赵梦桃小组”采访，询问赵梦桃的生前 事迹，小组里的其他组员都是老实人，平时光知道干活，见了记者只会哭，只有吴桂贤初中毕业，有文化，把赵梦桃的先进事 迹讲得非常精彩，记者听了满意，领导听了也满意。后来开报告会，下面坐几百人，她照样讲得头头是道。厂领导就将吴桂贤 任命为“赵梦桃小组”的新一任组长。吴组长从此走上政治舞台，“文革”期间官至副总理，“文革”后又回到了咸阳棉纺厂 。

　　跟她们相比，盛婉不曾这么位高权重过，但她也是河南省工业界响当当的人物。盛婉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十一 大会议代表、全国人大第四、第五届代表，河南省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河南省的造反派夺权，批斗盛婉，说她是“假劳模”、“黑劳模”，派人顶替她去北京开会。九 大会议上，周总理问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河南不是有个盛婉吗？来了没有？”刘建勋说：“她站错队了。”周总理说：“ 站错队，再站过来就行了嘛。”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州棉纺行业的生产就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1976年，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 状态，亏损严重。全系统仅完成工业总产值37003万元，实现利润1560万元，分别比1966年降低35.1%和8 7.4%。

　　计划经济时期，是物资短缺经济，从1954年9月开始，上至党中央主席，下至纺织厂工人，都得凭布票买布。这 期间，郑州的几家大棉纺厂赫赫有名。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那时候，海南岛的军长就曾住在豫纺大厦，等着纺织厅长批给 他几包棉布，好回去做军服。应该说，在当时，郑州棉纺业为全国人民的穿衣盖被作出了贡献，它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产物，也 较好地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的使命。

　　1980年代，

　　奶酪不知不觉间被拿走了

　　1980年代，国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逐步提高了企业自销比例。1983年12月，持续了近30年之久的凭布 证买布的制度宣告终结，产品市场放开了，但政府对民营纺织企业的设立限制还很严，对整个纺织行业的规模控制也较紧，因 此，老牌国有棉纺企业得以焕发朝气，争奇斗艳，无处不飞花。

　　郑州棉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是1981年，这一年它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1亿元，利润12302.7万元， 税金9463万元。

　　那时的几大棉纺厂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的地方。有人说郑州市政府建在西郊，就是为了方便对棉纺企业的管理。因 为当时郑州市没什么大企业，主要就靠6家棉纺厂创造效益。1980年代初，天然气引入郑州，首先保证供应几大棉纺厂及 其家属区。1990年代，第一批享受到集中供暖的还是棉纺企业的职工家属楼。

　　棉纺企业的职工工资，普遍高于郑州其他企事业单位，甚至比国家干部都高。很多转业军人，也要求分到纺织厂，因 为每个月能多拿3块钱。郑棉四厂的厂长赵雅颂，每开职工大会，经常爱讲的两句话，一句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咱不 说‘黄金万两’吧，反正机器一转就是钱！”另一句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意思是产品甭管孬好，生产出来都不愁卖。

　　棉纺厂需用女工多，而当时社会上就业机会不多，郑州六大棉纺厂红红火火，名气很大。女孩子能当纺织女工，都觉 得很光荣，很自豪。郑州市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妮儿，妮儿，快点长，长大以后进纱厂。”

　　但在这辉煌的背后，改变在悄悄来临；郑州棉纺业的奶酪，在一点、一点地被拿走。

　　郑州棉纺业的奶酪是谁放在那里的？是国家放的：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纺织企业的生产计划均由国家统 一安排，生产出来的纱、布，由国家统购统销。

　　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不准备继续往这里放奶酪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

　　吊诡的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即1980年代，郑州棉纺业没有立即衰弱下去，反而还是郑州市 纺织工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1979年至1990年，它完成的工业生产总值比前30年的总和还要多。

　　它带给地方政府、棉纺企业一个假象，就是奶酪仍然在这里，总是会在这里，一切都没改变，我们也用不着改变。

　　然而，改变的迹象，不能说没有显露。《经济日报》将郑棉三厂与石家庄国棉二厂的对比，就是一个启发。

　　1986年5月1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郑棉三厂与石棉二厂横向对比结果：产值1∶1.21，利润1∶2.6。30年前同一张图纸设计，30年后何来如此差距 ？”

　　据说当时的郑棉三厂厂长听到广播后非常震惊，因为郑棉三厂一直是全省工业的排头兵，经常受表扬，从来没受到过 批评。

　　《经济日报》的报道，给了郑州棉纺业一记当头棒喝。郑州市纺织系统立即挑选技术、管理精英，先后组成21批3 50多人，去石家庄对口学习。回来后，又模仿石家庄棉纺业投入技改巨资。从这一年到1990年的“七五”计划期间，郑 州棉纺业用于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1亿元，超过历史最高记录。

　　然而，据河南省纺织信息协会秘书长李秀明在一篇文章中说，因为郑州棉纺企业的技改起步晚，引进少量技术设备， 又不配套；落后的技术装备，又导致产品质量差，品种少，档次低，消耗高。

　　以布机台时产量为例，石家庄5.99米，郑州仅有4.91米；吨纱用工，石家庄24.15工，郑州高达30. 49工。

　　虽然意识到了，但没有充分意识到；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充分行动起来。

　　计划经济造成了企业的行动惰性，总是完全被动地等着情况自己发生好转。他们不愿承认，郑州棉纺企业再也不能回 到计划经济的美好时代了。

　　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原材料紧缺，纺织品价格不到位(从这时起，对于任何一次外部危机，郑州国有棉纺业 都缺乏抵抗能力)，郑州棉纺织行业7、8月份出现大面积停产、半停产。这一年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17家预算内国营企 业实现利润8448万元，比1989年下降45.37%。

　　1995年至1997年，郑州棉纺行业3年连续亏损达1.6亿元，亏损面达97%，陷入空前困境。

　　从此，郑州棉纺企业营业状况逐步衰落。偌大实业一蹶不振。

　　2000年代，敢问路在何方？

　　“上个礼拜，我回了一趟二棉，”2005年7月26日，72岁的盛婉在家里对记者说，“一看那个厂，哎哟，惨 得很！又回到解放前一样，马路不平，电灯不明，连个职工澡堂也办不下去了……”

　　郑棉二厂已于1998年破产，后被嵩岳集团收购，改名为“郑州豫丰纺织有限公司”(又用回了解放前的名字)， 今年1至4月份，该厂亏损603万元，是目前六大棉纺企业中日子过得最艰难的。

　　进入2000年代后，郑州棉纺企业已经溃不成军。原来的优势，或已不复存在，或者变成了包袱：

　　原来的数万名熟练工人，是郑州纺织战线的生力军，现在，1980年代之前进厂的职工，基本上全部退休了，六大 棉纺厂的退休职工占到了在职职工的40%多，并以每年一两千人的速度递增，在职职工快要一个养一个了。

　　原来纺织行业的职工收入最高，自从1994年工资制度改革后，郑州的棉纺行业10年没有涨过工资，职工月工资 普遍在400~600元。

　　原来纺织行业招工最容易，郑州青年男女哭喊着要进纱厂，1986年后，郑州人谁都不想来纱厂了，车间里换成了 清一色的农协工。因为周边的民营棉纺厂，相应级别的工人工资至少是他们的两倍，新工经常是招招走走，进进出出，每年不 停地流动。

　　原来郑州棉纺行业的设备占有优势。2005年，国内无梭织机占行业内各种织机的比例是7％，而郑州只有4％， 新型纺纱机、喷气纺机的拥有量几乎为零。

　　原来郑州国棉厂不愁原料，由省棉麻公司统一供应。后来国家放开棉花经营，谁都可以买了，棉花价格非正常上涨的 情况经常发生。棉花的购买成本占综合棉纺厂生产成本的70%，占单纺厂生产成本的90%。如果哪一年棉花大丰收，供应 充足，棉纺厂的形势就好；一旦棉花欠收，棉纺厂就招架不住了。“看到棉花价格下来了，前年是1.85万元一吨，去年是 1.1万元一吨，得赶紧买呀。”李秀明说，“但是，手里没钱呀，信用度在萎缩，银行不给贷款，就买不成棉花；买不成棉 花，机会就抓不住，只能干着急。”

　　眼看着机会就在面前，却跑不动，抓不住，有心无力，还有比这更让人沮丧、更让人难堪的情景吗？

　　在这个竞争性市场上，你抓不住的机会，其他同行抓住了，就意味着你要进一步向下沉沦。

　　以前搞技术改造，是国家投资。后来政策变了，由企业自己贷款搞改造。自己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搞技改，弄好了 还能往前走，弄不好就背上了“技改包袱”。

　　“七五”期间，郑州棉纺行业向石家庄学习，大规模搞技改。其他企业都是全面改造，唯郑棉五厂上了一条牛仔布生 产线，郑棉六厂搞了一个毛纺车间。应当说，他们的技改思路还是比较超前的，但是没有操作好。五棉上的牛仔布是又粗又厚 的那种，很快技术就落伍了。后来时兴的轻薄面料，他们根本做不了，一下了债务就背上了。

　　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纺织行业作为国企改革和解困的突破口，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郑州市也成 立了“纺织行业调整协调领导小组”。

　　当时，郑州棉纺织行业现有的53.7万枚纱锭中，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就有24万枚。3年“压锭减员”中，除郑 棉五厂、六厂“政策性破产”外，一、二、三、四厂各压了2万枚纱锭。政策规定每压1万锭，政府给多少补偿费，这钱后来 给得不利索了；压锭后，每家企业减掉几百名职工，交给政府，政府亦不接收，令企业自行消化。3年一过，谁也不提什么“ 压锭减员”了。

　　事实上，由于两年以后，中国加入WTO，中国纺织工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棉纺织业的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加快 ，棉纺企业都突破了“总量控制”的政策规定，新增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才保证了供需的基本平衡。表面上，国家还在对棉纺 行业实行总量控制，实际上早已失控，新增加的纱锭数远远超过了1997年之前的规模。

　　当初，国家决定“压锭限产”，目的之一是敦促企业更新设备，提高自动化水平。然而，郑州棉纺企业普遍资金严重 匮乏，落后纱锭砸掉了，又没钱买新的，一下子就把企业砸得个半死不活。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纺织品取消限额又是一个机会……对这样的机会，郑州棉纺企业已经麻木了。“手中无 网看鱼跳”，再好的机会，跟自己都没多大关系。

　　目前，郑州棉纺企业干部、职工普遍的心态是：计划经济时期，郑州几个棉纺厂利润的55%都要上缴，50年来为 国家积累资金70多亿元，等于给国家赚回了三四十个这样的企业了。“郑州市政府应该出面，跟信达、华融、东方等几家资 产管理公司协调，把我们的债务缩水，或者干脆让他们把账核销了。政府其实不吃亏，因为你已经拿走了百分之三四百的收益 了。”

　　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2002年，杭州实行“净菜上市”，原国有棉纺企业遗留的历史包袱由政府一手揽过，企 业卸掉了重担，轻装上阵。

　　同年，石家庄市政府出面，筹措80亿元资金升级改造纺织工业，欲将石家庄建成全国重要的纺织基地。

　　而郑州市政府尽管也为企业想了不少办法，但总显得有心无力。有个业界人士跟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前几年有一次，政府下来调研，市长亲自带队。调研会上，我们提到资金问题，市长当场表态：银行要为棉纺企业 解决贷款问题！我们一听，第二天赶快去找银行，银行领导问：‘谁说给你们贷款了？’我们说市长刚说过。‘谁说的你找谁 ！’我们只好还去找市长，市长说：‘我都说过了，你还来找我？’”

　　几乎所有的条件都不利于郑州棉纺业摆脱困境，浴火重生，而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

　　纺织业是国内最早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工业领域之一，也是国内非公经济比重最大的行业。从1990年代开始，河 南省的南阳、许昌、安阳等地民营纺织企业也迅速崛起，与郑州的国有同行抢夺纺织基地的交椅(可以说，河南其他城市民营 纺织业的兴起，也是郑州国有棉纺业衰退的原因之一)。但是，郑州的民营纺织业始终起不来，因为它们面前横亘着6座国有 棉纺企业的大山——郑州庞大的国有纺织体系，成为阻滞本地纺织业非公经济成长的重大障碍；而这六大国有棉纺厂的产权改 革，直到1998年，才由郑棉二厂的“破产重组”拉开序幕。

　　在这方面，石家庄的纺织行业又一次走到了郑州同行的前面。

　　1991年3月，石家庄在市属纺织企业基础上联合组建了常山纺织集团。之后，石市棉纺企业改革的力度步步加快 。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7月在深交所上市，募集资金6亿元，为集团公司的改造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样是1991年，10月份，在河南省领导的推动下，郑州成立以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和郑州印染厂、色织 印染厂为成员的嵩岳集团，其初衷是“强强联合”，“建成一个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集团，成为带动 郑州经济发展的‘航空母舰’”。政府把几家棉纺厂当年应缴的税收返还给他们，作为嵩岳集团的开办费。

　　然而，有的棉纺厂并不情愿加入嵩岳集团——本来就是竞争对手，硬捆到一起不说，上面还多了一层婆婆！

　　嵩岳集团的人都是从各个成员企业抽调的，工资都是由成员企业发的，企业也不乐意，作为补偿，就把几个厂的厂长 都弄成了嵩岳集团副总。但各成员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各搞各的，互不相干……嵩岳集团后来的定位，变成了代表国有出资 人来管理企业，类似于以前纺织工业局的职能。

　　嵩岳集团的成员企业本来不包括郑棉二厂。但1998年3月，二棉破产，同年8月拍卖，因为底价过高，无人举牌 ，政府安排嵩岳集团“整体收购”了它。

　　在此之前，嵩岳集团旗下的郑州印染厂已经破产。1999年，郑棉五厂、六厂双双“政策性”破产。这两个厂的债 务大概有5亿多元，破产后无债一身轻。拍卖会上，这两家企业也是因为保底价过高，无人喝彩，3次流拍。但国有企业还是 转成了民营企业——五棉变成了“豫欣纺织品有限公司”，六棉变成了“瑞龙纺织品有限公司”。企业就地重组，职工身份置 换，该发的经济补偿金没有发给职工，直接算是职工入股——大家都当上股东了。

　　但是，没有战略投资者的加入，企业还是没钱。而这几家棉纺厂，偏偏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河南有钱的企业 不多，买不起它，南方企业不愿意来买。一家棉纺企业的干部对记者说，郑州几家棉纺企业也经常接触外来投资者，每年都洽 谈，各种方案都设计过，但“人家得保证赚钱，才会过来”。

　　在目前条件下，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将6六大棉纺厂搬迁至郑州市郊或其他棉区，将原有厂址土地的使 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河南省纺织信息协会秘书长李秀明是这一方案的积极倡导者，他将其称之为“宝地生金”：

　　“你生产的东西，在城区能生产，在郊区也能生产，在城区成本多高啊，你把这个地皮卖了，得着优惠政策，拿着地 皮差价去新的地方投入，那边再给你优惠政策，拿这些钱去搞设备改造，不比在这里苦熬，把血液都熬干了好？舍不了孩子打 不住狼呀……”

　　李秀明举例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纺织企业已经迁出了城区，无锡与咸阳棉纺厂的搬迁也在规划之中。他为这 个方案呼吁了10年，其间还有省长批示，郑州市政府也研究过多次，今年还把棉纺企业的搬迁正式写进了政府文件，几家棉 纺企业的领导、职工也渐渐接受了搬迁的可能性，但到底怎么搬？能不能搬得成？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

　　有人认为：“关键是这几个厂仍然是国有资产，企业厂长都是上级任命的。他稳稳当当弄几年，退休算了，冒那个风 险干啥？”

　　但在企业领导人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搬一个厂跟新建一个厂差不多，好多因素在制约。“其他地方的企业有搬 好的，也有本来好好的，一搬就搬死了——什么先例都有。”

　　今年1至4月份，省内55家大型纺织企业，按照利润总额排序，嵩岳集团以销售收入3.54亿元，利润负727 万元，排在第54位；紧挨着它的是原郑棉五厂，现在的豫欣公司，销售收入1155万元，利润负765万元；原郑棉六厂 ，现在的瑞龙公司销售5483万元，利润负121万元，排名第48位。这样的效益，甚至比“文革”期间，生产受影响最 严重的1976年都不如。

　　去年以来，郑州市召开7次专题会议，反复研究斟酌本市棉纺企业的改革改制方案。今年，市政府将嵩岳集团及中原 制药厂的改革改制列为“全市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改制的整体思路，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搞股份制公司，建立规 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据说郑州市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年棉纺企业的改革一定会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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