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成衣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

　　□本刊记者 赵灵敏

　　花季年华的黄超，每天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7：30~2：00，13：00~8：00，19：00~22：0 0是固定的工作时间，其中晚上的3小时算加班，有0.5元/小时的加班费，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每三天能休息一个晚上 ；黄超的工作，是用缝盘机将毛衣半成品缝成毛衣，工资是计件的，大概是10多元一打(12件)，“老员工一天能做3打 ，新员工慢一些，也有

2打”。工资是3个月发一次，往往还要拖上十几天；厂里包吃住，每月扣80块钱。6个人一间宿舍 ，卫生间一层楼才有一个。对于这样的生存条件，在东莞一家毛衣厂打工的黄超还算满意，“工资算高的了，缝盘机也很好操 作，阿姨教了一天我就会了。”

　　聂欣雨，黄超的老乡，已经在广州番禺的一家针织厂打工5个月了。因为不到16岁，进厂的时候用了假身份证。在 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里，聂欣雨的主要任务，是给衣服绣花或绣字母，绣一个5分钱。从晚上7点到11点的4个小时里 ，工厂支付她3元/小时的加班费。这样，她每个月有600元左右的收入，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宿舍，每月扣40元。厂里 没有食堂，在外面吃饭每天要花10块钱左右。“七扣八扣，每个月剩不下多少钱。”

　　“外来工，18~23岁，70%是女工，工资在400元~1000元之间。工作时间长，普遍在12小时以上， 甚至要通宵加班，一个月一般只能休息一两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外部支持。”刘开明，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 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这是他眼中珠三角成衣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在过去的4年里，刘一直在为中国劳工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奔 走。但对近期方方面面发出的通过提高工资和推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来改善劳工生存状况的呼吁，刘并不以 为然，“改善工人生存条件不能简单从劳资关系入手，而要着力于提高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着眼 于社会体制的改革。”

　　成衣工人的三个难题

　　作为中国劳工研究支持网络的领导人，在过去的4年里，刘开明几乎天天都在和工厂和工人打交道。在他看来，珠三 角成衣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存在以下问题：

　　工资太低。一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但厂方往往不事先告知单件的加工费，到发工资时才一并结算，到时候自然 是工厂说了算。珠三角每个城市都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标准理论上是不包括加班费的，但实际上，很多成衣工人拿不到政府 规定的最低工资。另外，有些老板还会想出一些其他花样来变相压低工资。如有的厂规定，工人的工作服收费是100元，想 想一件普通的衣服，在市场上10元钱就可以买到，但印上个工厂的厂名，马上就身价倍增。有的厂规定工人的厂牌收费是2 0元，薄薄的一张纸就是20元，谁敢不给？

　　有了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还是个未知数。现在的工厂都很喜欢压工资，这个月底发上个月的工资已经成为一种行规 ，三四个月发一次工资也是常有的事。这就意味着工人永远不可能足额拿到工资，至少有一个月是在白干。有的工厂为了防止 工人辞工，规定辞工时不立即结清工资，除非等到工厂统一发工资的日子才给你工资，比如厂方是每月20日发上个月的工资 ，如果你25日辞工，你也只有等到下月的20日才能领到工资。很多打工者没有时间这样等下去，要么就不要工资了，要么 就不敢辞工。所以在很多工厂，往往发一次工资就走一批人。

　　工作时间超长。《劳动法》规定，工人加班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一个月总计不能超过36小时，在加班费的计算上 面，正常的加班是平时工资的1.5倍，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3倍。但这些制度事实上都形同虚设。在大部分的制 衣工厂，五天工作制根本没被采用过。有些好一点的工厂，实行五天半工作制对于打工者来说已经是千恩万谢了。六天工作制 是普通的，有的厂几乎是全年工作制，也就是说平时没有一个休息日，除非遇到停电、停水或没有订单等情况，那里的工厂是 一直上班的。加班更是不受限制，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只要有订单，加通宵都行。

　　缺乏社会保障。按照国家规定，所有雇主均要为雇员买养老保险，这已经作为中国的一项法律公布于众，但在很多工 厂，买养老保险还是一项稀罕的奢侈品。打听过很多工厂，许多工人都还不知养老保险为何物，想要求老板给买这种保险的人 更是稀少，对于他们来说，能按时领到每月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养老保险这东西是若干年后的事。外来工普遍都比较年轻， 考虑养老的事还为时过早。而相比养老保险，买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目前，珠三角各地都有社保机构，一般也会要求企业为工人集体购买社会保险。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般工厂会 按工人总数的10%左右购买保险，好一些的有40%。而社保费用是随人走的，企业不可能提取，当工人辞工之后，这笔钱 事实上成了当地社保部门的收入。

　　情感上的孤单。成衣工人大都是外地来的年轻女孩，由于性别比例失调，她们很难在工作之余获得情感上的慰藉。这 个年龄的女孩，正是活泼好动的花样年纪，但她们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度过的。而且，她们往往 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未婚的要支持家里的弟妹读书，已婚的要照顾老人子女，所以绝大部分的女工都非常节省，把自己的 消费压缩到最低。一年辛苦下来，她们或许能攒上二三千块钱，但还要面对春运期间上涨的票价。

　　低利润导致低工资？

　　“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准确地说应该是‘世界加工厂’。制衣厂基本都在为国外品牌做代工，挣的是加工费，利 润空间非常有限。很多企业只有靠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是想提高劳动条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广州番禺打工者文化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对记者分析道。

　　刘开明也认为，由于中国纺织行业研发落后，做的只是简单的加工，在国际纺织品价值链分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产 品供货价只是海外零售市场的1/10左右，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改善，要提高劳动条件，的确存在困难。

　　广东省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些年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企业，基本上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 。2002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3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在这样的企业里，如 果大量使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并支付较高的工资，是难以想象的。

　　刘同时认为，低工资和低利润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工人工资很低，无力消费，造成国内市场狭小，数量众多的 企业只好都去争夺欧美市场，激烈的竞争必然造成利润的下降。在另一方面，由于低工资、漠视劳工权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客观上降低了成衣业的进入门槛，“几万元，几台缝纫机，再招几个工人，就可以办一个制衣厂”，这必然造成制衣厂数量很 多，彼此难免会恶性竞争，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

　　“一件在中国加工的HugoBoss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SaksFifthAvenue百货 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在这120美元中，渠道商SaksFifthAvenue赚了72美元(占60%)，名牌 商HugoBoss赚了36美元(占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这就是中国外贸的真实写 照。而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很可能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 率往往跌落到1%至2%，而生产这件衬衫的中国工人就可能只拿到0.2美元的报酬，不到这件衬衫售价的1/500。”

　　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也造成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 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 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 ，已成为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附带出来的问题。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很 多国家，与出口部门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经济体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投资、技 术进步的停滞不前。

　　有人担心，提升劳动力价格，提升销售商品的价格，外商会不会转移投资。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中对此作出 了回答：“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 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

　　刘开明也认为：中国制造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会被周边的国家替代，跨国公司离不开中国。因为，越南、蒙古、斯里 兰卡等周边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低，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中国制造这些年已经形成其他周边 国家不具有的优势，如：完善的产业链，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自身的发展潜力及巨大的市场等，这些都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 间内取代的，所以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最终销售渠道，这是中国成衣利润低的根本原因。只有增加高 档成衣的出口，适当控制低端产品的生产，留出一定的利润空间，工人的生存条件才可能根本改善。”刘开明认为。

　　由于劳动条件不尽如人意，从2004年开始，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状况在成衣业尤为严重，很多企业 招不到足够多的工人，只好推掉了很多送上门来的订单。”曾飞洋告诉记者。而从2004年12月1日起，广州市最低工资 标准从510元／月提高到684元／月，这是广东省出现“民工荒”以来政府部门进行的第一次调整。按照国际惯例，最低 工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广州市2003年非农社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l8283元，广州市 本次调整后的标准在社会平均工资的40%～45%之间。曾飞洋认为，这是政府意识到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严峻性后采取 的补救措施，“但前面的路还很长，这只是一个开始”。

　　订单促进社会责任？

　　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ocialAccountability)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其 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核心是保护劳工权益，如不应使用童工；不得使用强迫劳动，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 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应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不得歧视；无论如何 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等等。

　　SA8000自1997年发布以来，受到欧美国家工商界和消费者的欢迎和支持，一些跨国公司如耐克、沃尔玛、 麦当劳、雅芳、玩具反斗城、家乐福等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响，纷纷响应。他们不仅自己制定社会责任守则，而且要求产品 配套企业和合作企业都要遵守这些守则，从而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扩展到了担当生产制造基地的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内企 业家与学者认为，SA8000是社会良知对企业不良操作的合理制约，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

　　“这些条款并未超出中国劳动法律的规定，甚至在劳动时间、社会保险等方面，中国法律规定还要高于这一标准。” 刘开明指出。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法律存在不被遵守以及执行乏力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一种怪现象的存在：对企业而言 ，失去订单的威胁远远大于国家法律的威慑。

　　“一些企业敢将劳动监察人员拒之门外，可是对于前来检查的跨国公司代表却是唯唯诺诺。从这个意义上讲，SA8 000的实施有助于工人生存条件的改善。”作为SA8000顾问委员会唯一的亚洲籍顾问，刘开明这样认为，“目前中国 有94家纺织企业通过了SA8000的认证，其中95%都不是自愿的，而是为了订单。”

　　但同时，刘开明也认为，在推动社会责任方面，60%的跨国公司是出于公关目的，“是做给人看的”，10%是严 格执行，30%是半推半就。

　　而宁波某纺织品公司的总经理就说得更直接了：“表面上跨国公司通过制订社会责任标准向世人及其本土消费者表明 其在全球化扩张过程中反‘血汗工厂’的姿态和决心，实质上以订单的力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其本土因反‘血汗工厂’而 不断飙升的劳工成本，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试想，有哪个跨国公司因某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不符合标准而将订单撤回 其本土去生产的？更多的恐怕是把订单流向更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了。”

　　“要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作伦理上的许诺，这本身就是相悖的。”香港乐施会的一份报告也认为，一些企业仅仅“从 规章上和劳动法保持了一致，没有任何改善工人境遇的实际措施”。

　　因此，刘开明认为，不能把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跨国公司身上，否则，这一运动在中国或许只是“走 走过场，成为跨国公司和相关企业的‘形象工程’”。

　　社会体制改革是关键

　　2004年8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们中有72% 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 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调查也表明，进城务工者中，有52%的人喜欢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63%的人关注媒体对城市流行事物的报道， 51%的人喜欢尝试新事物和新产品。

　　但是，梦想和现实之间似乎依然遥不可及。“深圳某区政府就规定，对闯一次红灯的外来工给予通报批评，对闯三次 红灯的外来工，其单位将其开除。对闯红灯的行为是应该处罚，但不应该和劳动者的劳动权扯上关系。更严重的是，为什么只 把矛头对准外来工？”曾飞洋对此匪夷所思。

　　“说起改善工人生存条件，大家想起来的就只是劳资关系，老板无良。事实上，影响工人生存条件的因素不仅仅是工 资和加班，还有整体的社会氛围。”广州番禺打工者文化服务部的义工徐敬平告诉记者。徐是番禺某厂的高级技工，在珠三角 和长三角都呆过。“过了20几年，珠三角的工资还是80年代初的标准，这大家都知道；出外打工，免不了和厂子发生劳动 纠纷，工人到劳动局去备案，先要交550元的手续费，否则不予受理。工人一个月就那几百块钱，交了手续费还要不要生活 ？”

　　“大街上动不动就要查暂住证，没有就把你抓起来、打你。暂住证要3个月办一次，一次30多块，这又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本地人只叫我们‘打工仔’、‘打工妹’，感觉不到一点平等和尊重，所有的外部声音似乎都在说，‘你不属于这 里，你是低素质的，你快走’；治安这么差，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谁还愿意到这里来？”

　　“厂里有工会，但工会主席是由行政总监兼的，他的工资都是老板开的，他怎么敢反对老板？”

　　而在刘开明看来，这些现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工作，但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公共资 源分配、产业工人培训等体制性问题没有进行适应时代变化的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难以转化为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年复一 年的流动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有产业工人的技校体系，但已经成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却得不到这 个体系的支持；社会弥漫的是“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心态，对外来人口缺乏关爱和宽容。

　　“所以，要改善劳工的生存条件，还应着眼于社会体制的改革，让工厂成为工人生存与发展的舞台。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各级政府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并愿意拿出资源来帮助农民工这个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发展起来。”刘开明总结道。

　　“当前，农民工权益保护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教育难题也正在逐步落实完善，但愿农民工作 为弱势群体而集体失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彻底告别昔日的无奈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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