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有人将其概括为发展原因、体制原因和制度原因三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必然会出现经济收入增长快慢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关系。(李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关系》见《深圳特区报》2005年8月9日A10)收入差距扩大是人力资源的投资报酬率提高的结果，而这正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有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学者举例说，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级阶段，许多人依靠投资金融产品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总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税收制度不健全，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限高”措施，而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条款，同样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吴忠民《中国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限度》《南方日报》2005年8月11日)
应该说，上述意见都有道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可能齐头并进，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从静态来看还是从动态来看，都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国贫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改革的中心始终放在效率的层面，而这样的改革路径必然会出现利益失衡现象。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只要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即使在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的税收调节制度和中国的其他分配制度并没有及时跟进调整，而恰恰是不合理的制度进一步放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许许多多社会不公现象。
所以，不从改革思想上找原因，而只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做文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事实上，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政府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通过强调社会公平性，制定了大量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制度，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防止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通过承担商业风险，获取了巨额财富。但是，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他们只不过是将国有财产所蕴含的市场价值“发现”出来，并且通过改制等手段，据为己有罢了。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却非常巨大。从表面上看，这些人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了利润。可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他们只不过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侵吞国有资产罢了。这种带有权钱交易色彩的财富积累过程，当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唾弃。
从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比如，中国的土地国家所有，在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前，并不能给土地的使用者带来任何直接收益，只是在实行土地出让制度之后，少数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取大片土地，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变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再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成为了中国富豪。这些富豪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泡沫化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通过炒作土地，制造虚假繁荣；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收入倍增之下，掩盖了整个社会的贫困。那些沉睡千年的土地，正是在这些所谓富豪们的“发现”之下，成为了造成社会失衡的财富转移工具。
所以，如果不改变发展的观念，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不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那么很难缩小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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