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到“汗”语 百年汉语三次流变

　　“什么是现代话语？就是说的人懂，听的人不懂的语言； 什么叫后现代话语？就是说的人不懂，听的人也不懂的语言。”今天的汉语言，已经被演化为一种让我们生僻、惊奇得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 “汗”语言了。

　　文/侯虹斌

　　《圣经·创世纪》第11章记录一个故事：人到示拿地定居下来，说：让我们用砖石建一个城、一个塔，塔尖摩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地上。上帝看到人造的城和塔说：他们是一群人，讲的是一种语言，他们要做什么，就不会停止的。让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上帝就把他们驱散到各方，他们因此必须停止建城和塔。 这个巴别塔(巴别为变乱之意)今天仍然还在，不过，它起的不是空间阻隔的作用，而 是时间阻隔的作用。语言并不能妨碍我们追随西方文明，但却变乱了我们一代与一代之 间的沟通。维特根斯坦最喜欢念叨的话之一，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我语言的边界。”今天的汉语言，已经被演化为一种让我们生僻、惊奇得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汗”语言了。

　　细溯起来，近百年汉语已有三次大的更新演变，今日之“汗”语言，与百年前的风雅文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语言字面的嬗变，背后却是生活及存在方式的流转。

　　远景：新文化运动中对汉语的围剿

　　文言文风雅，所以在清末以前，今人认为优雅矜持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都是老百姓都能读懂的通俗小说，统统是要归类于叔说的“不文”之列的。之所以由文言文这种与 日常口语没有什么关系的文法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这种诘据螯牙有助于提高文字表 达的门槛，让知识分子士大夫有效地对话语权进行垄断。但，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在十九世纪末，整个西方文明都像山洪一样地倾泻到中国，文言文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898年(戊戌年)，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 的口号，还像模像样地提出白话有八益，这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的滥觞。然而，就在第二年，不谙外文的翻译家林纾，就把《茶花女》翻译成典雅的古文，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进入20世纪以后，林纾还源源不断地用文言文翻译出《魔侠传》(《唐吉诃德》)、《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名著。 直到著名的胡博士振臂一呼，对文言文的围剿才开始合围。早在胡适出国之前，中国就有白话报纸，胡适也写过白话文，但当时没有人认为白话是“文学”，更没有人以为白话可以作诗词戏曲。这个观念是胡适第一个提出来的。1916年夏，当时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与朋友们一起去湖边玩，不料天降大雨，船差点儿翻掉。事后任叔永有诗记其事，胡适回信说此诗其中有现代文字，也有陈腐的死文字，结果他在哈佛的朋友梅觐庄看到后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胡适，说白话不过是“俗字俗语”，绝不成文学。 胡适接到信后，一时童心大发，写了一首诗“答梅觐庄”。这是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也是最长的一首诗：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 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古人乘舆，今人坐轿……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

　　自此，“文学革命”成了胡适生活的重心，一方面寻找“白话文学”的理论，一方面身体力行，大作白话诗，也就有了《尝试集》那篇“两只黄蝴蝶”的经典诗篇。

　　同年8月，胡适首次提出著名的“文学革命八条件”：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第二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雏议》：这篇文章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新文学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语、文分家”的文风。当时《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马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盛称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连古文家钱玄同也赞成新文学的主张。1918年，《新青年》开始登载白话文，并采用胡适最先提倡的新式标点。5月，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青年学生争先购阅。不数年民国政府就下令全国学校通用白话文了。

　　在那种一切都在摧毁、一切都在建设的狂风骤雨的年代里，语言革命显然革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命。尤其是科举制已被废除，旧式文人在旧式文字里已没有出路，再有陈独秀 “必不许人有任何讨论余地”，鲁迅“以最黑暗、最恶毒的诅咒咒骂倡文言者”的全力支持，此时打击文言文，就像痛打落水狗一样爽手，摧枯拉朽，锐不可当。其实，辛亥革命后，虽然各地战火不息，但是各项实业次第展开，中产阶级雏型已经产生。人数虽少，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报章因他们开始盛行；而白话文好写好懂，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众传播工具。

　　一种新语言的诞生，显然带来了一种新主流生活——文言文是士的安身立命所在，白话文是中产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所系；中产与百姓取代了士的中坚地位，从此白话文便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社会主流阶层的话语。还是胡适说的：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妨，把前者理解为文士及文士的语言体系的价值取向，把后者理解为白话文带来新空气——在古文里，何尝有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一说？

　　中景：新时期的语言变阵

　　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淋漓畅快地表达了对英美八股以及全人类的八股文的痛恨。他说，政治写作是最烂的文字，充满了垂死的隐喻、套话的假肢、装模作样的腔调和没有意义的字词。作者写它们并非因为有思想要表达，而恰恰是因为使用这些词语可以完全不用思想，因而它们不仅将意义空洞带给了读者，同时也带给了作者。政治语言往往包含大量的虚饰、抽象与朦胧，因为它们总是要掩盖真象，为那些不可辩护的东西辩护。

　　其实，奥威尔的论调可以毫不费力地拿来形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后”初期的文 学。——至于“文革中”，情况只有更恶劣。改革开放之后，一切百废待兴，语言文学界，也在如履薄冰地拨乱反正、心有余悸地解放思想。从最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 些幼稚粗糙的文字里，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题材突破、文字突破、思想突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显然是受到火力最集中的攻击。而朦胧诗影响所及，注定了它远远超越了作家、诗人的写作语言，而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表达语言体系中，甚至塑造了一代年青人的诗心与诗性。它甫一露脸，官方批评家和许多老诗人都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批评的重点还不是诗的内容诗的政治性，而是因为它是“古怪诗”，因为 “看不懂”。如此大动肝火，实际上，朦胧诗对这些官方诗人的最大打击不是因为诗中 描写了“爱情”这些禁区的题材，而是因为语言！“朦胧诗”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 ，拒绝旧式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这些新鲜的、水淋淋的、雅致的语言直接对前三十年的那种粗陋的、直白的、低俗的语言进行了反动和犯上作乱式的挑战。事实上，当初在旧式文体的号召和制约下，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写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广东出了拖拉机”这样的文字，完成了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立场向工农兵立场的痛苦的转化，来建立自身在革命中的主体性的。而一夜之间，朦胧诗及一系列新时期的文学动作，又通过语言的革新，重新把知识分子摆上了新的位置：此时，对文化人来说， 以什么样的文风和文体写作，是象征、是隐喻，是整个阶层的重新寻找坐标。 语言不仅仅是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这个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的哲学家，说得还没奥威尔清楚。奥威尔断定英语正在衰落，是自有其政治与经济缘由的；又反过来指出语言的衰落又会加剧政治、经济的腐朽，正如说话含混是因为想法愚蠢、而语言的含混又使我们更易于接受愚蠢的想法一样。而语言的重新诗化，正代表着文化开始争取到了新的合理地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而现在，文学开始从被动地位上升到了主动地位，开始享受其盼望已久的“自由”，它 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中国文学由此获得了从集体话语或集体性写作过渡到个人性写 作的真正机会。语言摆脱了禁锢，更多以个性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很粗鄙的语言写字，也可以用很优雅的文字工作，这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近景：网络文化中的造词运动

　　一位同事一年前在博客上曾整理出过自己的【磊词典】，在他看来，有意味的词计有：

　　“小资、中产、波普、愤青、波希米亚、小癖；

　　偏执、性感、养眼、香艳、绯闻、有闲、创想、情圣；

　　公信、受众、原创、纸媒、板砖、灌水、创意经济、第四媒体；

　　犬儒、包豪斯、式微、饕餮；

　　原宿、巴洛克、翡冷翠、教父、维京、涂鸦、皮草、美式、旗舰店；

　　首映、档期、无厘头、创作人、话语权、风头趸、狗仔队；

　　像素、蓝牙、菲林；

　　范思哲、纳斯达克、甲壳虫、哈根达斯、无印良品、宝丽莱、路易威登、香榭丽舍、川久保玲；

　　飘一代、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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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这经过了我的整理。相信30年前能看得懂其中3-5个词的中国人，是非常罕有 的。但现在，它们已是我们时代的主流话语。我们都是一些Mix & Match主义者， 大量地借用网络、方言、外语、科技、媒体，催生出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的面貌， 一年与一年不同，我们的生活与语法习惯，在传统习惯看来，早已面目全非。

　　最大量词汇的发源地显然是网络。新语言的诞生环境也正是源于这些网络交流的即时性 ，决定了沟通必然是零碎的，是一种没有上下文的断裂生活。大家都把网络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谁还耐烦跟你讲缜密的逻辑和精确的语词？于是“斑竹”、“美眉”，“管理猿”，大量的错字、别字在这里登场，直至成为主力，而“规范”却在对个性化的强烈呼唤之下被贬为陈腔烂调。 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全力上扬，优势品牌成为日常用语；科技三天一变样，让一系列 iTunes、MP4、拍照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为年轻人新宠，技术名词大家都叫得朗朗上口。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流行文化甚至已不能用亦步亦趋来形容了，而是全球同步、全球联动 ，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流行就是我们的流行，他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是的，新语言的创立和接受者主要是年轻人，主要是在网络，而非普降甘露，全民开花。但是，现在网络和各种电子媒介流行，孩子对信息的占有已呈优势， 他们比父母更有想法，更有主张，其他次代的人被迫向他们看齐，生怕落伍。语言景观在他们手中得到最大可能的弘扬。

　　而且，对时代最敏感资讯最敏锐的年轻一代已经具有某种对社会话语权的渴望，却羽翼未丰，所以，他们更习惯借助荒诞和解构，重新建构一个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Q版 语文》的面世，“手机小强”的风靡，网络语言的“偶”、“酱紫”成为常规用语， “郁闷”、“变态”这些看似恶毒的词汇，在他们那里却轻化了，呈现着存在主义一样 形而上的色彩。

　　“语言无论穿越哪一个时代，都应当闪闪发亮，生机勃勃，而不应陷入泥沼，变成一堆陈词滥调。”学者郭小聪在《说什么，怎么说》一书里这样说道。我们需要闪闪发亮的语言，但是，问题又出来了。“什么是现代话语？就是说的人懂，听的人不懂的语言； 什么叫后现代话语？就是说的人不懂，听的人也不懂的语言。”而今，时下的这些生涩、别扭、水土不服的新语言，令人战战栗栗的“汗”语言，已经比后现代还要后了，我们还能用什么话语方式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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