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成为发展的孤岛

　　本报讯 一个“环京津生态贫困带”已在京津地区周边形成———亚洲

　　毫无疑问，生态贫困地区的形成大多是因为积累了太多的历史欠账。在京津周边的这

个生态贫困带也同样如此。明清以来，大规模毁林建城、移民、屯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阶段“以粮为纲”的过度开垦等，都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致于到现在，这一地区已经或正在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沦为生态贫困地区。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除了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之外，还与京津冀地区城市分工不明确，没有产生大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应有的辐射效应有关。京津地区没有充分发挥像上海和广州那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城市定位的模糊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事实缺乏，京津地区各大城市争抢资源，竞相成为各种“中心”的现象十分明显，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在这种内耗式的发展中白白浪费。周边贫困地区大量人口的涌入又加剧了京津地区本已经十分紧张的资源使用，有关控制外来人口的说法也由此而生。

　　这种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外部性”的问题不但没有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汲取”而不是“辐射”效应的增强使得京津周边地区的境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与京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应该看到，随着全国性统一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以及“

　　因此，从长远来看，京津城市要树立“发展周边，就是发展自己”的观念，获得高速发展的京津地区应当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应当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应当发挥示范效应，成为地区协调发展的榜样。

　　比如，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环京津贫困带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关停众多效益可观的企业。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实施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发达的京津两市能不能适当给予这些地区一些“生态补偿”，能不能在资金、项目、人力等诸方面给这些地区以更大的扶持？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协调地区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地方行政权力的分割化。而中央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合理地界定各个地方的具体的权利，并将这些权利统一到中央制定的大的区域发展政策上来。所以，解决京津周边生态贫困的问题，除了需要京津冀三地的通力合作以外，恐怕还要借助于国家的协调和统筹，实现区域协调和综合治理。因此，要把“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当作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来解决，在考虑京津冀三地的城市分工和定位问题基础上解决生态贫困地区问题。只有这样，行政手段所无法解决的很多问题，才能通过资源和人口的合理流动得以解决。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