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西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结束。今年恰逢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然而近来又出现一些学者撰文为这一死魂灵唱赞歌。如果我们能厘清一些基本的历史脉络，那么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否必要，这恐怕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话大抵不假，但安定团结给报考者造成的苦难却被正史所遮蔽了。此外，如果认为废除科举是文化断裂，进而激进地得出废除科举是导致中国文化失序的罪魁祸首的结论，就不免太过草率了。
首先，科举考试并非如我们所想像的是“人人平等”的。科举中的特权群体自唐以来一直存在，唐朝的贵族虽然已经没有了“免试直升”的特权，但至少可以免去初级考试。到了清朝，更是变本加厉。上级官员可以对其下属(每隔3~6年)进行一种保护性质的考试，这种考试容易之极，如果有人考完了这种试还没有晋升，那他一定是个文盲。这种特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下层民众(其比例是相当庞大的)学习知识、博取功名的权利，从而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科举制度极大地助长了一种“官本位”的“读书有用论”。自唐以来，知识与权力的互换关系被制度化了。大众读书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当官；反之，即使末代皇帝昏庸无道、不学无术，他还是要被任命为殿试的最高出题者和决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沦落为当官的工具，知识成为公众进入“有产阶级”的敲门砖。既然知识只是手段，当官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那么学习知识，学习儒家的伦理规范就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地变味。事实上，作弊在科举制度中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很多考生都深谙此道，比红宝书小上十倍的四书五经缩印本和有夹层的毛笔和砚台也真让人叹为观止。而皇帝出的题目，常常喜欢和唐朝皇帝的“六问”扯上关系，都有规律可循。此外，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八股文本来就是一种重形式、轻才学的文章写作模式。科目单一，思维僵化，文字狱大兴，写文章时还得时时牢记本朝的“避讳”，一不留神就脑袋搬家。种种迹象表明，科举并非一种真正传播和普及知识的考试制度。
再次，考试成本太高了。有多少赶考的文人成了剪径贼寇的刀下冤魂？又有多少考生在路途中一病不起，还没见到皇上就先见了阎王？“名落孙山”后的失望情绪很可能让考生患上严重的忧郁症，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写道：“在贡院里，重病缠身、自杀造成的死亡事件并不罕见。”科举制度为国家稳定所做出的贡献是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代价的，一朝一科所挑选的人数有限，大多数人则被这种制度抛弃在外，他们像“赌徒”一样心怀“翻本”的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皇权政治的圈套，不亦悲乎？倘若当时就给他们一个了结，让他们死了这条心，天空海阔，哪里不是君子施展报国理想之所？在科举制度中，又有多少文人怀才不遇、屡试不中，在乡间像蒲松龄一样终老一生，以小说自娱？
在1905年之前的晚清时期，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现了“捐官”制，买官一度被合法化)。当时中国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当幕僚，就是经商做买卖。当幕僚要托关系，会走后门；经商则自然需要一笔本钱，这两者对于众多的下层民众来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鸦片战争之后，“船坚炮利”的西洋舰队让国人猛醒。请注意，马一浮这一批学人并不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转向激进的。马一浮1898年曾经参加县试、府试和道试(同考者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连续三次总案榜首，获“小三元”的美誉，一时之间声名远播。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却使马一浮为之深深震动，1903年，“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马一浮远赴美国，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典籍，思想日益西化———就是他第一个将《资本论》带入中国。
1893年秋天，鲁迅13岁，他的祖父周介孚为了帮亲友在乡试中考个好成绩，向主考官行贿，结果被主考官报告上级，按大清律令，科场舞弊可是欺君之罪。就在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他的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由于不堪精神上的重负，突然吐血，病倒在床上，两年后撒手人寰。都是科举惹的祸，鲁迅一家原本是富庶殷实之家，如今落得家破人亡，对于科举制度，鲁迅如何不油然而生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也曾经参加过县试，也曾经非常认真地学习八股文和试帖诗，但他最终放弃了参加绍兴府复试的机会，转而拿着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八元川资，去相对新潮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念书。这何尝不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中国普通大众面对科举这个怪胎时的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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