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历史精密锻造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

　　作者：王锦思

　　中国正经受诚信危机的考验。假冒伪劣产品需要打，抗日战争研究同样也需要打假。在爱国主义和牢记抗战的炫目光环下，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也有假。况且假得堂而皇之，还能获得不吝的掌声和美誉。

　　一些重要抗战数字被严重夸大

　　山东有位抗战研究者在搜集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时，搞不清具体死亡数字，为此，他征求一个知名索赔者的意见：“你说死多少就是多少！”呜呼！可以想象，以这种态度调查可信性何在？

　　无独有偶，原中国

　　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在抗战中3500万人伤亡。可以说，对于这一抗战伤亡最权威的数字应该不折不扣地牢记。但是十分可悲可笑的是，就连许多业内人士也慷慨陈词地说“3500万人死亡”，一张嘴就把伤者给“咬死”了，还有人煽情为“死难4000万同胞”。台湾有部抗战纪录片甚至说“中国的死亡者达到了3700万人，而这个数字是整个

　　如果自己没记住抗战历史，又如何期望别人牢记

　　有人说：“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在丧失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述而不作，清谈误国。想牢记而没有牢记，只动口不动手，这一现象应该改变了！

　　愚以为，哪怕普通国民牢记抗战历史，也必须对具体信息和知识大致掌握和了解，重大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必须牢记在心。

　　有人认为，不了解抗战知识也无所谓，有心情就行。其实，“心情”因为不了解抗战未必理性，未必能够驳斥日本右翼，未必能够教育别人。如果自己没记住，又如何期望别人牢记？己不正焉能正人？问题更在于，日本人牢记和中国人牢记哪个对于中国人更重要？显然是后者！

　　2001年12月，全国上下一片漫骂某歌星身穿日军军旗装的行为。其实，如果媒体没披露出她穿的是日本军旗装，批判者能识别出来吗？

　　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最起码的抗战历史，任何人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就是不根据应考者自以为是就予录用，而是要通过具体试题来检测水平究竟如何，避免南郭处士招摇撞骗，滥竽充数，贻误众生。《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期周游列国传经布道的孔圣人因谬误层出，还好为人师，就遭到两个小儿之讥：“孰为汝多知乎？”

　　再苦痛的受害者也没必要靠虚构数字来彰显不幸

　　最初苏联统计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400万人。犹太学者弗朗西塞克佩帕是遇难者亲属，从1965年起，不懈地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最后研究出约110万人遇难，虽然大为减少，但真实可信，表现了充分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精神，更有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无疑值得国人学习，这是现代社会法律公正与学术理性的必需。

　　机器精密才能生产出好产品，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知识的累加和应试的工具，更是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民族传承的根基。

　　在中国日军死亡不是200万，而是45万人左右，占日军二战总死亡数的20%左右。中国抗战死亡人数不是3500万，而是2200万左右，少于苏联的2700万人。

　　因此，再苦痛的受害者也没有必要靠虚构数字来彰显不幸，否则会削弱正义本身，摈弃同情，也难免再次重蹈不幸。把日军死亡数字和中国死伤数字回归虽减小但真实的数字，无损于我们的功勋，无减于我们的苦难，更能使历史记忆获得一种感伤而忧郁的美学品质，达成普遍的理性自觉，力量倍增，稳固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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