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昊
2005年2月24日，广东四会公安干警龙杰锋被仇家枪杀。因龙杰锋具有警察和黑帮首领双重身份，他的死亡在当地引起了兴奋与轰动，多户人家放鞭炮以示庆贺。随着枪杀案调查的深入，以龙本人为首的黑帮组织“龙兴社”逐渐浮出水面。据新华社报道，这是一个由警方势力包庇、纵容，从而恶性发展、坐大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
类似“警匪一家亲”的故事绝非第一次在中国上演。在近几年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一些警察充当了一方恶势力的保护者，甚至加入黑帮组织；一些地方政府机关也容纳了黑帮分子，成了黑势力的保护伞，自身也渐渐地变黑。1995年，长春的黑帮老大梁旭东凭借关系，调入长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民警；湖南省衡阳市民警李志文，其主要罪行就是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近年破获的多起黑社会性质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警察参与其中。至于像太原警察指使刑满释放人员殴打北京警察致死案件中，警察“罩”着犯罪分子，将其收为己用，已引不起人们更大的震惊了。
警察与黑势力合流的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治安问题，而恰恰表明我们的政治肌体内部出了更大、更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黑社会势力不过是这些地方“黑政府”的副产品而已。本来，关于黑社会、关于侠客、关于复仇英雄的想象和传说盛行一时，实际上是潜藏着人们现实的不满及对另外一套规则的向往。如2000年吴德森被“龙兴社”殴打致死的案件中，当地群众要求政府处理“龙卷风”等人。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事情毫无结果，直到龙本人也被人枪杀。
在笔者看来，历史上的黑社会组织都有三个发展阶段——社会化、企业化和政治化。在第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更多的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良分子聚集、打架、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直接的威胁，这时黑社会组织只是在社区内活动，也较易被政府权力所控制和消除；当黑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维系组织忠诚和进一步发展，不能不开始转向谋取经济利益，如《教父》中所言，“一切都是生意”，这时的黑社会组织更多地转变为一个以暴力和垄断为特征的经济单位，拥有了更大的且合法的经济实力；至于最后一个阶段，“政治化”则意味着黑社会组织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地位，成为一个可以全面控制社会的“准政府”“地下政府”，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和规则，同时也影响了原来的合法政府的正统形象。
不过，虽有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但对政治权力的危险渗透却是任何一个阶段里“黑社会升级”所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化程度很高、政治权力的控制力超强的社会里，黑社会若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学会和这权力和平共处，甚至俘获这政治权力。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渗透政治权力成为黑社会能否进一步发展、“成气候”的关键所在。当然，对黑社会的反制也需从这个源头入手。
香港黑社会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严重。以前香港流传的说法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警方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是尽人皆知的现实，也是在那时出了个“五亿探长”雷洛。到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黑社会已经整体性地没落了。像《无间道》等港产片所抓拍到的，不过是香港黑社会逐渐淡出的背影而已。香港黑社会问题的转折点可直接追溯到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这一转变表面上看起来与黑社会无关，但公务员队伍的纯洁化却是对黑社会最致命的打击。香港黑社会问题专家朱耀光博士说，“现在警察不贪污了，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小，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利益没了，只好什么都做”。在几十年时间里，由于警察的贪污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直接导致香港黑社会的没落、成员转行。
所谓“治黑必先治白”，“反黑必先反腐”，对于大陆黑社会势力比较严重的地区来说，恐怕整顿“黑警察”比整治“黑帮”要来得更加迫切——整治黑帮是维护秩序、整顿警界则是重拾人心。当政府不腐、警界廉洁时，黑社会也将不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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