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9月5日《新快报》消息：广州市实行用血互助制度，未献血者用血贵3倍。一张5600元的输血收款单把市民刘先生给惊呆了。因为从未献过血，刘先生使用一袋血小板时，除支付输血费用外，还要交纳3倍的用血互助金。
你没献血，所以你该遭遇三倍的经济严惩——这个逻辑的背后显然无限放大着“献血”的“强制性”
——然而悖论在于：我国无偿献血是自愿的公民行为，强制有悖法理。这种制度性责罚等于给我们创设了一个莫须有的“囚徒困境”：不献，那就等着挨罚吧；献吧，还得说是你自愿。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就是每个人都只受自我利益驱动。因此，利益性相关的制度能平衡、能权量着经济社会的变动，但是，把所有“该提倡”与“应呼吁”的功课简单成经济惩罚来培育出一元的负激励的制度设计，只能是一种遗憾的“制度暴力主义”。我没献血，未必我不愿、也未必我不知，我依然可以是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公民，凭什么不献血就该遭严惩？献血，是高尚行为；不献，决非底线下行为。
“用血互助金”制度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它所构筑的地方“壁垒”不仅违背国家法律，而且也与无偿献血制度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献血法》明确规定：“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也就是说，任何公民无论是否献过血，临床用血时，血液本身都是不能收费的，也即任何情况下，临床用血都不可买卖、商品化；说它不合理在于：我们可以尊重乃至敬重无偿献血者，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对无偿献血者歧视，任何合法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资源的权利，以牺牲公民正当权益的成本去“警醒”其他社会成员该倡导的价值取向，是荒诞而可怕的——起码，它把人人都不幸定位成了不惩罚不知道的道德无赖。
凭什么不献血就该遭严惩呢？血荒，似乎是根源。但是，血荒不是因为我们受的惩罚少了，而是因为我们得的激励与引导少了。所以本质的本质在于厘清血荒的责任。谁该为血荒埋单？谁赋予了制度设计者动辄严惩动辄责罚的权力？制度设计的人性化温度在哪里？
当下，鼓励无偿献血，最重要的怕是普及科学知识、消除献血的恐惧心理，明确献血者的义务与权利，让采血、用血等流程真正透明公正起来。1975年约旦第一次全国无偿献血活动中，第一个献血者是侯赛因国王，而日本天皇每年6月5日都会带领宫中人员参加献血……由此，仅仰仗简单的强制性“用血互助金”制度是远远不够的——献血证被“血虫”屡屡倒卖，就是其副作用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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