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告别隐秘时代 媒体向同性恋话题敞开

　　对中国的同性恋而言，2005年是一个节点——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也被打破—— 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撰稿／汪 伟(记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上完《同性恋研究》的第一节课说，教室太小了，记者

太多了。不无抱怨的意思。

　　9月7日的课程毕竟是中国第一堂关于同性恋的公开选修课，当天听课的学生和记者人数相当多。这在意料之中。倒是一个学生递条子说，哪里能找到同性恋的朋友？多少出乎她的意料。但孙中欣还是说，这是个好问题。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社会的同性恋话题都如此轻松。一墙之隔的街道其实比校园要保守得多。但这仍是历史性一刻。同性恋变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禁忌已经打破，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转折点：2005年

　　“性别、性、同性恋这些都是边缘的知识，富有挑战性，容易震动学生”，孙中欣说，“能够冲击主流认识的新领域总会受到关注。”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主流认识”又是什么呢？孙中欣的同学看到她要开课，特意打来电话，他原本以为同性恋是浪漫的无性之爱，他家来自农村的保姆却告诉他，自己嫁了一个同性恋丈夫。悲剧轻而易举地清醒了他关于同性恋的浪漫想象。

　　城市里的男同性恋圈子里流传着一些特别的生存法则。比如说，为了掩饰身份，娶一个农村女子为妻。“对他们来说，农村女子和城市女性相比，好像不会有太多爱和感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们常常对同性恋一无所知。”孙中欣说。

　　那位保姆的丈夫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但新婚妻子完全不知道“同性恋”为何物，直到面对完全无性的婚姻，并且发现丈夫另有同性的情人时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幸的是，一次偶然性行为使她怀上了丈夫的孩子。她想

　　“除了浪漫的想象，或者彻底的无知，还有人认为‘这样的人’很少，或者认为他们很奇怪。他们从来不能想象自己的熟人中会有同性恋”，孙中欣说。1997年开始在“性别研究”课程中涉及同性恋话题以来，她已经充分领教了这种“主流认识”的模糊不清。

　　然而，现在形势好像发生了变化。

　　10年前，中国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勾肩搭背的男孩子，彼此挽着胳膊的女孩子。这种亲密无间的同性身体关系，据说让西方人困惑。但这种景象好像一夜之间从大城市的街头消失了。这个细节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在孙中欣看来这是时代变化的指征：同性间过分的身体接触，现在是要冒着被疑似同性恋的危险的。

　　还有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前不久，

　　“同性恋主动向大众暴露自己的脸，而从前，这张脸是被遮蔽的”，主动公开了同性恋身份的周丹说，“这是一个象征。”

　　谈话让周丹兴奋，以至会发生轻微的口吃。这个小个子的律师语速很快，声音越来越高。然而“同性恋”三个字每次都让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察觉地一顿，突然低下来。虽然一瞬间的迟疑很快就会被滔滔不绝的后话淹没，但这个细节却屡屡出现。

　　2003年他向媒体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此后一直保持着雄辩的姿态。“同性恋”三个字所带来的表达不畅，是原来隐秘生活唯一的后遗症。周丹承认，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讨论“同性恋”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今天我和你在咖啡厅里谈同性恋问题，几乎没有顾忌，但10年前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他环顾四周，满脸堆笑——正如他的观察，周围没有人对他的高谈阔论表示关切。“我们在提篮桥的花园里向经常在那里活动的老年同性恋者做一些医学方面的宣传，发放安全套，谈同性恋问题，周围活动的其他居民也没有激烈的反应，大家能够和平地共处。”

　　“中国同性恋从‘《东宫西宫》时代’走到了‘互联网时代’”，周丹说。《东宫西宫》是根据作家王小波的剧本拍摄的以中国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前者是隐秘的，孤独的，属于厕所、浴室、公园的偏僻角落，后者是开放的，群体的，属于互联网和大众传媒。

　　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周丹引用纽约州立大学教授David Greenburg的著作《同性恋的建构》的观点说，美国出现同性恋解放运动时的社会环境，至少四点与今日中国社会环境的相似：稳定的经济发展产生乐观主义的流行文化，酒吧、公园和娱乐场所为同性恋亚文化的产生提供土壤；容易受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大学入学率提高，将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整体上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媒体的发展。

　　“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乐观地说。同性恋已经变成了流行文化隐秘的部分，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贺岁片里。周星驰的《功夫》里有一位穿红色内裤的“兔子”房客；《天下无贼》里劫匪是个娘娘腔；《韩城攻略》里梁朝伟自称被任贤齐抛弃。在搞笑和戏剧中，同性恋比较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中国人表达同性恋的特有的隐晦的方式。

　　但他本人仍受到大学生的质疑：同性恋公开活动会不会改变异性恋的性取向，使他们变成同性恋？他解释说，过去绝对强势的异性恋没有使少数同性恋的性取向发生变化，反过来又怎么可能？这是个有争议的答案。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厌恶、恐惧和仇恨，不可能通过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人群中极少数人的亮相而得以改变。”

　　但他仍认为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我每天搜索关于同性恋的汉语新闻。2005年每天都有，从没间断。”媒体已经向同性恋话题开放了空间，孙中欣的课程则打破了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

　　同性恋的中国语境

　　不止周丹一个人感到讨论同性恋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危机受到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同性恋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孙中欣说。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所言，“艾滋病防治”这个卫生体系中话语在全世界都已被高度政治化，它使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问题和人群：卖血、吸毒、性交易等等浮出水面。同性恋的中国语境也是在此环境中发生松动的。男性同性恋者作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开始常常在各种“防艾”的会议上被提到。中国同性恋问题开始超越不大的学术圈子，在公共空间里得到讨论，最后被纳入艾滋病防治的整体思路。

　　“男性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而中国的很多同性恋者为了掩盖身份，都有正常的家庭，这就使他们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一个桥梁人群。”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教授说，学术界和卫生部门不得不开始关注同性恋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要防治艾滋病，就要对这个人群进行行为干预。

　　越来越多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被吸收到了艾滋病防治的体系中。“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行为干预，根本要依靠同性恋者本身。”周丹说。他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演讲，他还在同性恋酒吧和公园里进行行为干预：发放安全套、讲授知识。不久前，他还协助上海社科院HIV／AIDS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起草了一份关于上海防治艾滋病的专家建议稿。

　　但周丹和孙中欣都表示，同性恋问题如果一直捆绑在艾滋病的语境下，无助于改变异性恋者的某些刻板印象——“奇怪的甚至变态的”，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刻板印象：“同性恋是危险的，会导致艾滋病”。这使社会在讨论同性恋时的语境徘徊在“恐同(性恋)症”的路口。

　　孙中欣希望自己的课程能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爱同性，与爱有钱人、爱有学问的人、爱漂亮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个人的性取向。只要不危害别人，任何性取向都是平等的：既不奇怪，也不危险。

　　她的同事高燕宁2001年开设《艾滋病健康科学》研究生课程，没有任何障碍，2003年，他要开设《同性恋健康科学》时，却掀起小小波澜。高燕宁解释说，当人们对艾滋病知之不多时，不会把问题复杂化——当然也与艾滋病防治“政治正确”不无关系，相比而言，即便“同性恋”和“健康科学”并置，也还是一个难以判断的话题。

　　“有趣的是，战战兢兢的常常是学医出身的人。”高燕宁说。作为一名医学院教授，他屡屡批评现行的医学教育没有给学生提供人文的素养，他收藏了一篇医生咒骂病人是嫖客的文章，并因此痛感医学伦理的缺失。“我的本意是要给医学生补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让他们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物，理解人类行为的关联。”

　　“我希望他们有怜悯、宽容之心。如果一个医生不能宽容同性恋，危急关头怎么能做到不歧视艾滋病人？”高燕宁说，一门课不会改变世界，但总会发生作用。值得宽慰的是，年轻人正在变化。孙中欣上课前向学生发放了一份问卷。“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处于什么程度”，1997年她第一次对学生谈到同性恋，学生了解很少，知识、观点对他们来说都很新鲜。但此后每一届学生的认识都在提升。她教授的知识在扩散。当然，最大的扩散来自于教室外的资讯流通。

　　“《蓝宇》这部电影出来前后，学生对同性恋的观感区别很大。他们开始觉得，同性恋也可能和异性恋一样忧伤、强烈，感人肺腑。”

　　只有周丹并不满足。“现在的同性恋故事还限于眼泪，但眼泪是不能持久的，感动也不等于行动。”周丹说，“真正影响社会，还是必须通过学术与媒体的途径，推动社会认知的变化。” 　

　　沉默的大多数

　　2003年周丹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虽然他的家人得知这一身份时的反应十分强烈，但周丹自有考虑：“我觉得，公开身份的收益将会大于成本。”

　　因此，孙中欣说，“多数主动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有一定社会资源，公布身份是他们理性衡量的结果。”这些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不会因此失去什么，他们的社会阶层较高，环境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她认为，同性恋者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个中产阶层的时代景观。这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是一致的。中产者是主张权利最积极的阶层，也是强调文化归属最积极的阶层。“只有中产阶层的同性恋才有消费的能力，才可能有组织、有俱乐部、有信息来源，只有他们能够发出声音，同时可能被听见，而且可以确定多少人会听见。”

　　越来越多同性恋者公开了身份，但他们未必都像周丹那样属于主动的，收益和成本也未必能够平衡，而且不一定能够免于孤独。

　　一个42岁的男同性恋者，已经自杀了7次，也被送进精神病院7次，至今病休在家。他向周丹电话咨询，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周丹建议他上网或是去酒吧，但这个中年人失落地说，他去过，那里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不属于那种文化，越是看到年轻人活跃和幸福，他的感觉越差。

　　他羡慕地对周丹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然而，周丹却认为，他的命运与同性恋的身份无关。因为他知道另外一对40多岁的同性恋者，已经共同生活了18年，过着有房有车的生活。

　　“同性恋群体里也有两性问题，也有城乡问题，也有强势的群体和弱势的群体。但只有等整个中产的同性恋的声音大起来，才能注意到社区内部的分化。”孙中欣说。

　　那些不愿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那些暴露了身份的同性恋者，那些不能免于孤独命运的同性恋者，甚至多数意义上的异性恋者，都没有在同性恋问题上发出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的同性恋对异性恋来说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同时是个令气氛尴尬的话题。在中年人主导的家庭和朋友圈子里，几乎无法拿出来讨论，也没有合适的语言能够表达人们的观感。“同性恋这个外来语汇，虽然作为强势文化的一部分进入我们的生活，”高燕宁说，“我们自己的语言却一直沉默。”

　　“我在学术圈子里讨论同性婚姻的问题十分顺畅，但和我妈妈讨论这个问题却非常拗口”，孙中欣说，“我不能跟她说‘同性恋婚姻’，不能说‘男同性恋’，她不能理解。我只能说，如果两个男的互相喜欢，想结婚如何如何。”

　　不愿讨论、无话可说，或者没有合适的语汇，除非使用学者圈子内类似“黑话”的专业术语，这是中国同性恋问题的语言困境。同性恋在中国的语言中一直没有概念化，孙中欣说。古人有文学词语，比如‘分桃’、‘断袖’描述这种状态。但这些词汇显然太过文学化和贵族气，没有在民间流通。

　　中国历史上对同性之间的友谊很宽容，流传下来的故事中，很多无法判断是友谊还是同性恋。并非中国人对同性恋羞于启齿，而是中国的传统中并没有把同性恋从异性恋中分离出去。“中国男子的同性恋倾向被解释成他在正常的异性恋生活外的颓废趣味。”高燕宁说。这有意无意的模糊，让今天的汉语言在同性恋面前，变成了一种结巴的语言，充满了借用和隐喻：“同志”(同性恋者)、MB(money boy，以男同性恋为商业性交易对象的男性)、CC(“娘娘腔”)、“兔子”、“玻璃”、拉拉(女同性恋者，英语lesbian的音译简称)……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屡见不鲜，李银河、潘绥铭这些学者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研究的深入却仍无法让普通人开口说话，专业的术语甚至加深了日常生活议论的困难。

　　谈论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在上海的年轻人中很常见。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时髦。但多数异性恋者其实并不能克服公开讨论同性恋时的心理异样和语言困难。这使得一些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讲坛上和媒体上倡导宽容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尴尬的沉默。有好奇却没有严肃的议论，有心照不宣却没有对话。这种情况至少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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