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面前我无法掉过脸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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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5日10:09 中国青年 | |||||||||
他并非想做中国的辛德勒,他只是想说明,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无法掉过脸去。 文-蒯乐昊 杜聪瘦了。
这个夏天,他格外忙碌。河南艾滋儿童的服药计划已经开始,另外,还带着由艾滋孤儿组成的团队去南京、上海夏令 营。这些从来没有出过村的孩子,游了中山陵、逛了夫子庙、登了“东方明珠”……在他们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南京 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流高校里的参观,他们瞪大了眼睛对杜聪说,“杜叔叔,怎么一个学校比我们一个村子都大呢?我以后能 来这里上学吗?” 杜聪,38岁,出生香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曾在华尔街著名金融机构服务,如果不是2001年冬天第一 次进入河南艾滋村,他也许会成为另一个领域的精英。早在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某银行联席董事,后任法国某银行 副总裁,前途无可限量。 那个冬天不寒而栗的旅程,后来成了杜聪永恒的噩梦之源。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溃疡、腹泻、低烧,无药医 治,阴暗的房间里弥漫着病人的味道,他们枯瘦的、绝望的手向外伸着…… 杜聪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里的一个镜头,辛德勒站在山头,看见山下,大量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士兵的虐待。他并非 想做中国的辛德勒,他只是想说明,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无法掉过脸去。 他辞去了工作,也就此过上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在中国的各个艾滋村奔走,另外一半时间,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募集善款。他的“智行 救助体系”救助了3000多名艾滋孤儿,成为民间艾滋救助力量中最正规、最有效的楷模。 如今,“智行救助体系”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全国的十个城市中,智行基金会有了自己的网点,助学的孩子已经 不限于河南,开始延伸到安徽、山东。 被政府高度认可的,还有杜聪的“督促规范用药”活动,智行基金会派出专门的督导员,指导并定期检查成人的服药 情况,正确用药的人每个月可以得到基金会发放的三斤鸡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艾滋村病人的正确服药率从46%提高到9 0%以上。 “政府为病人发放药品,每人每月需要花费好几百,基金会只需要再多花10元钱,就可以把这几百元落到实处。 初识艾滋 杜聪,初中毕业时,随父亲移民去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人,当时的杜聪,还只是个中 学里的懵懂孩子。 “先是有同性恋莫名其妙地死于同一种怪病,我所住的旧金山正好是疾病的高发地之一,你如果经历过非典,应该可 以想像那种恐慌。但是这种感觉还是隔了一层,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的数学老师,死于艾滋。” 当时杜聪作为优秀学生,可以提前选修大学的数学课程,提前班学生不多,数学老师对杜聪较为关照,他的突然死亡 ,对杜聪的震撼相当大。 在美国的13年,杜聪经历了一个社会从艾滋初发到高发的过程。他在中国内地发现艾滋的蔓延势头时,他就开始考 虑,怎样让中国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悲剧。 然而,悲剧已经开头,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2001年底,杜聪跟高耀洁教授第一次碰面。很快,杜聪进了河南农村,“我从来没有见过人间的一切苦难密集在 那么小的村庄里,这就是。” 第一次进村,作了一天的家访,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探访已经难以为继。 “当时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几个人对着村边的一块玉米地,有人在抽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这真是一场灾难。 ’我们五个大男人一起哭了起来,包括一起去的司机。” 辞职 一次一次地进村,杜聪哭了太多次。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离开村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倚在窗旁,凝望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我得为这些 人做点什么。” 辞职的决定,就是在那个晚上作出的。当时的杜聪,已经位至法国某银行的副总裁,他曾经多次参与四川、云南几省 扶贫救助的慈善活动,但是在他眼里,艾滋的救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出钱不行,他得辞掉工作专门来做。 “当时一个是缺钱,一个是缺人。缺钱还好说,缺人,我在短时间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既有善意,又有资源,既 有勇气、又懂管理,所以,只能我自己做。” 杜聪也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早在1998年,他就创立了“智行基金会(将智慧付诸行动),”热心公益活动, 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熟悉农村的情况,有救助的经验。而他原先所在金融圈的同行朋友,可以成为今后募捐工作的一大来源 。 在其中叱咤风云13年的金融业,说辞,就辞了。有人说他,有人笑他,他的父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但杜聪 不后悔。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成功被定义得非常狭窄。我父母就常常跟我说:你要做慈善,完全可以兼职去做、业余去做 ,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上几年,等你老了怎么办?我不是没想过老年,但是现在顾不了那么远了,只能走 一步算一步。” 从此他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杜聪都拉着拖杆箱行走在路上,即使是在救助工作 上了正轨的今天,他每过六个星期,一定会去一趟河南。挤长途汽车、住蹩脚旅馆,成了这个斯斯文文、略有洁癖的人的家常 便饭。他没有想到,辞职以后居然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智行救助体系 在艾滋村,杜聪意识到,很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已经认命,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而这些孩子在贫病交加中, 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丧失了欢乐的童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心理甚至已经开始扭曲。 “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杀父之仇; 他们已经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道德的教化,没有社会的关爱,他们就是未来社会的负累。所以,我把受艾滋影响的孩 子,列为救助的主要对象,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从此,杜聪就开始了跟艾滋的拔河。这是一场艰难的角力,因为对手无比强大,他的对手,一个叫时间,一个叫死神 。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让他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以金融人士的缜密,思索各种可能,最后定出了一 个可以持续切实贯彻的实施方案: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 杜聪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标准、一套模式,一个村子里所有符合条件的孩子都能得到救助,他们的家人就不需要为 得到助学款而“扮穷斗惨”,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他定出的标准是:“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 会的帮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基金会付给学校,免得被病人家庭挪作他用。” 苦心经营了近两年的艾滋儿童救助项目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河南,杜聪雇了四名工作人员,固定地做材料收集、 成绩登记、家访和回访的工作。这个系统实行七个学期以来,已经有3000多名孩子从中受惠,甚至有20多名孩子考上了 大学。对于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孩子,“智行”将继续负担学费,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其他孩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激励作 用。考不上的,初中毕业后,杜聪想方设法带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最近,东莞的一名香港老板拍板同意,在不曝光的情 况下,接纳一批18岁以上的艾滋孤儿到工厂打工。 救人与自救 杜聪解救孩子是行之有效的,要解救自己却显得有点无能为力。压力和苦难,常常郁积在他那颗敏感的心里。 “我有时看到电台知心节目的主持人自杀的,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他身上积压了太多别人的负担。艾滋对我,也是如 此。比如你看过一次谋杀,一次车祸,你会有心理阴影,但时间会慢慢将其淡化;但是我,每次去,都要重新看一次,这样一 层一层地积累起来。朋友劝我,‘阿聪,你要去看心理医生啊。’” 但是始终没有去,杜聪说,没时间。 六个星期一次的下乡探访,去之前,他都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只能偶尔跟朋友倾诉一下,更多的时候,他告 诉自己,要超脱。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供奉观音,也时常上香、祈祷,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旅途中,他常常眼角含情地想 起几年前结识的同志伴侣,他始终支持他,是他坚实的大后方。那个时候,他觉得助人是幸福的,自己是幸福的。 每次回访,村里都会看见隆起的新坟,新得连草都来不及长出来。而且,杜聪知道,黄土下面,躺着的绝大多数是他 认识的人、见过的人、拉着手向他托孤的人。在无处逃遁的悲痛面前,杜聪常常想起藏传佛教里的两件法器,一件代表智慧, 一件代表慈悲,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只陷在慈悲里面,你得有大智慧,跳出来,才能帮他们。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