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第三次集体怀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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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5日12:13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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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的《孔雀》，到戛纳的《青红》，再到威尼斯的《红颜》，“中国制造”的怀旧邂逅全球的“中国情结”。 中国电影人开始第三次集体怀旧，不约而同地描绘着当年的情趣，不约而同地回避着对来处的追问。
电影人享受着更大的创作空间，观众消费着自己的共同回忆，我们一起看到了自己的记忆，虽然远不是我们最深处的 记忆。 □本报记者 李宏宇 今年2月，从柏林拿回银熊的《孔雀》上映。打蜂窝煤，崩爆米花，弹棉花絮被套，用粉笔涂抹白球鞋，种种日常的 细节仿佛突然让观众发现了并不久远的往昔。媒体调查说：“八成观众被怀旧细节感动”，这八成观众里，恐怕十成都并没有 想到，《孔雀》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踩着一个又一个电影节的点，“中国制造”在今年的银幕上按下了一个又一个怀旧的脚印。 今年5月，王小帅的《青红》在戛纳电影节上捧回了评委会奖。在那个喇叭裤和烫发横行的年代，“四喇叭”里偷偷 播放的软绵绵的流行歌曲背景下，影片讲着一个“三线”工厂的故事。这种怀旧的情绪甚至有横跨整个华语区的后劲，那场地 下舞会里笨拙但准确的迪斯科舞姿，就唤起了台湾导演杨德昌对30年前台湾的记忆。 到了9月，年轻女导演李玉的《红颜》从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带回一座新鲜的CICAE欧洲艺术奖奖座 。 接下来，张杨将带着《向日葵》杀向多伦多电影节和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不管有无斩获，10月的国内公映期早已 订下。 排在这条怀旧队伍里的，还有张元的《看上去很美》，贾樟柯筹备中的新片《刺青时代》，青年导演小江的《电影往 事》…… 去年的图书市场上，几本“温故”的书非常畅销，似乎正好给今年的银幕加上一个“往事并不如烟”的注脚。 电影创作者们并不都愿意用“怀旧”来简单归纳各自的动机。对于这一年里如此集中地出现面貌多少相似的作品，他 们又常常强调，自己其实早就有了想法。 “你们，为了什么回忆？”面对同一个简单的提问，他们这样回答…… 导演李玉，生于1973，曾担任“东方时空”纪录片导演，2000年开始故事片创作。 《红颜》：1983年的四川小县城，高中生小云怀孕了，又不幸被老师发现，她和那个男生被双双开除。男孩儿离 开了家乡；母亲告诉产床上的小云，孩子没活下来。26岁的川剧团花旦小云认识了10岁的“男朋友”小勇，这时候母亲对 她承认了当年的谎言。 1983年，是《红颜》故事的必须前提。1980年代，少女怀孕还是个事儿。我10岁的时候，看到十四五岁的 女孩子怀了孕，这一辈子就完了。现在这不算什么了，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高中女生怀孕之后父母还接着让她上学，孩子 生下来，两家的父母再一起商量孩子该怎么办。现在的社会是那么一个开放的社会。 我不是看过去，我留恋的是永恒的东西。从少年时代到现在，我的心里是疼痛的，对于自己的家庭关系，父母离异， 对女人在社会上所有的一切……我一直在探讨女人到这一步是为什么。 中国是个出故事的地方。我刚跟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聊天，他说，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意思，上学也没意思，谈恋爱也没 意思——现在谁还为了谈恋爱伤心啊。六神无主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我们以前还是挺蓬勃向上 的。 上接第25版 小时候一个邻居女孩，比我大10岁，21左右，因为“流氓罪”被抓进去，实际上就是谈了一个恋爱……听到很多 这样的事情，就觉得那个年代给你内心的东西太丰富了，有疼痛感，但对将来的电影创作是特别好的东西。 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多了不确定。我为《红颜》选演员，看了300多个小男孩，有的一个星期不出门就在网上打游戏 ，从来不打架，看到父母不和很冷漠。一个10岁的孩子看到父母吵架无动于衷，问他为什么不劝，他说：“劝什么？早离早 好。”还有一个孩子，已经好长时间没哭了。我正打算把这300多个孩子每个人的一句话，整理出来做一个片子。你会觉得 非常惊讶——我们那个时代被异化的可能性太小，这个时代被异化的几率太高了。 复制 编剧李樯，生于1968，1987年北京军区入伍，1989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1992年毕 业分配进入战友话剧团担任编剧，1995年起开始做职业编剧。 《孔雀》：1976年至1984年，中国北方小城市里一个五口之家。不认命的姐姐的梦想一个接一个破灭：参军 、嫁个好丈夫、找个好工作……哥哥看似智力不全，在饮食男女上却特别有主意，到头来成了最早的一批有钱的个体户；弟弟 敏感而忧郁，从小觉得处处不如意，后来离家出走，带回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继续过懒洋洋的、没什么指望的生活。 我并不是想写那个时代，是“姐姐”和“哥哥”的青春恰巧是发生在那个年代，因为年龄就在这里。如果是发生在1980 年代我写的就是1980年代了。 既然放在那个时代，有些细节必须准确，比如打煤球……复制了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而没有涉及政治生活。其实从剧 本上讲如果有政治事件可能更好写，比如批斗、开群众会议、游行……《孔雀》避免了一切政治符号，这是我刻意为之的。我 感兴趣的是那代人的青春。我觉得青春有相同的东西，时代并不重要。青春中存在的公共因素比如异想天开、叛逆、逃离、对 未来过度主观化的虚妄的向往……每个时代的青春恰恰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小事改变了命运的轨迹。我特别喜欢米沃什一句话 ，“好的艺术作品应当描写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被我们注意的，但却惊心动魄的瞬间。”这是我的美学基础。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拨拨走入青春的人，该给他们展示一种什么东西。给理想主义怕他们幻灭，给实用主义怕他们 庸俗，给悲观主义怕他们消极……完全无法评价。所以《孔雀》就是这种心态：干脆把三种例证都拿给你看。 人在五六岁的时候没有记忆，是向前看；到了青春期时更加贪婪地希望获知未来的谜底，往前冲；冲到30岁的时候 ，发现对生活的感知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完整的时候，开始瞻前顾后。顾后就是开始回忆。怀旧如同爱是种本能，经历过的岁 月就如同你的私有财产。 对我来说过去的美好，是宁静、隔绝、息事宁人的东西。现在喧嚣吵闹，又烦躁。但是过段时间，比如50年后回首 这个时代，是否又觉得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过去当中。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对记忆的打捞，即使写未来 ，也是基于过去的经历。 记录 导演张杨，生于1965，1986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转学中央戏剧学院，1992年毕业。 《向日葵》：在儿子的生命里，父亲是突然冒出来的，他把野惯了的儿子收拾起来，命令他在家学画。1976年， 大地震、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大人们手忙脚乱，孩子却乐得自在；1987年，儿子在后海练起摊儿来，他认识了 一个女朋友，还计划跟同学去广州做大买卖，两件事情都被父亲强行掐断；1999年，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小院要被拆掉了 ，父亲留下一段录音，不知去了哪里。 对过去的生活，不管多么动荡、残酷，但是在孩子心目中，反正是挺灿烂的。没人管，上学也是稀里糊涂的，常常不 上学，就是玩儿；家里都是好多孩子，一个胡同里形成一帮……确实你对那个年代的回忆，非常亲切。必定是有留恋。这个电 影其实还是写了3个年代的变化。 我们小时候实际是在集体氛围里面。成长背景、家庭背景、生活条件甚至思想发展脉络都差不多；但到1990年代 ，人的成长各种各样。我一直在想这20年里，可能最重要的变化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那段时间。1980年 代中的时候，有了“万元户”的说法，“万元户”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而现在身家过亿的已经很不少。小时候同一群 孩子，到了40的岁数，变化巨大，贫富悬殊。其实是出现了很多阶层，过去的几十年消灭阶级，现在是重新划分，大家重新 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巨大的起伏恰恰可以产生无数的戏剧性、好故事。十几年的时间里人的变化 那么大，确实让我感觉有必要去梳理时代的感觉。 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我的心情挺复杂。我自己是挺喜欢时尚，比较享受生活的人，一个城市里出现新事物，我肯定是 第一拨去尝试的，而且会比较：这个城市跟欧洲差不多了，跟美国差不多了，生活已经挺好的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又会觉得非常失落。比如说你看着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一点一点在消亡了，这是最大的痛处。小时候还觉得北京高楼太少， 等到1990年代，发现一点一点拆掉、重建。1992年给何勇拍一个MTV，《钟鼓楼》，在宣武区找到一大片正在拆的 工地，那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很可怕地在拆。然后到拍《洗澡》，也是在拆，到《向日葵》还是在拆……十几年这个城市 一直在拆。出国多了更是发现，北京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变成了实际没有什么特色的城市。心里的矛盾特别巨大，有时候不 知道该怎么表达，算是内心的一个结。 我觉得确实中国是一个最蓬勃的地方，机会真多，社会是有活力的，向上的。欧美的社会是已然成型……其实我们现 在已经开始进入相对正规的状态。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孩子，他会是在一个比较稳定、健康的大环境里成长，相对可以预见。恰 恰我们这一代，是在从一种主义变成另一种主义的时代下成长起来，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感受不到的，所以也特别有必 要记录下来。 电影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记录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方式的重要工具。就像看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其实都是现 实主义的电影，老上海老北京，确实就是那么一帮人的生活状态，穿什么住什么说什么话开什么车，不通过这些完全不能了解 那个遥远的时代。当然记录只是最基本的层面。 不满 导演小江，生于1972，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电影往事》：1970年代末，西北的小镇。玲玲的母亲嫁给放露天电影的叔叔，弟弟的出生让她多少受了冷落。 弟弟四岁，玲玲带他去看电影，一场意外令他夭折；父母的悲痛变成误解怨恨，玲玲从此离家。20年后，在北京，儿时玩伴 毛小兵与玲玲偶遇，勾起童年的无限回忆。《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小花》……带着时代烙印的老电影成为这部新 电影讲故事的背景。 怀旧……因为现实大家有不满嘛！ 现在的电影市场不很好，就会怀旧。没有电视、网络的时候，是电影的黄金年代，对一个做电影的人来说，肯定是特 别值得回忆的。现在就不是这样，电影院没人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电影票价太高。因为票价，我自己也不能够经常 去电影院。我就想拍过去免费的露天电影——借过去的事情唤起大家对电影的感情吧。 《电影往事》首映当天，北京会找场地做一场免费的露天放映，全国75家影院会是全部1元票价。制片方要花几百 万来做这么一件事，不要赚钱，也许微不足道，只是要告诉大家，只要票价降下来，还是会有很多人进电影院。 怀疑 导演张元，生于1963，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看上去很美》：按照王朔对自己小说的解释，故事写的是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1961年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主要人物有父母、 阿姨、老师、一群小朋友和解放军官兵若干。没坏人，有一个幼儿园阿姨有一点可笑，仅此而已。张元取其中幼儿园部分拍成 电影。 我觉得我在拍《看上去很美》的时候，是一定要刻意地避免让它仅仅是过去的一件事情，我更想把它讲成一个童话或 者寓言故事——即使在今天看也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故事是选了王朔小说原著的前1/3或者前半，也就是幼儿园的那部分 ，实际就是强调大人怎么把孩子变成人的过程。如果我们相信人从一生下来就有完整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是在被大人训练的 过程中逐渐地削弱或隐藏起来，逐渐变成有社会规范、有秩序、完全消失在人堆里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一定希望把时间模糊？我准备拍戏时女儿正好还在幼儿园，所以她也参加了演出。我每次去接她，或者看她和 她小朋友关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切都没有变——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小朋友和老师的关系……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拍电影，希望透过取景器找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可是我总觉得真正把它放到那个年代的时候，我是在制造一种真实 的环境。那是真的吗？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当然，真正是那个年代的纪录片，那是真实的东西。就像安东尼奥尼的《 中国》永远不可以再复制，“文革”时候人们在天安门前的表情，我们永远不可以再复制，那是演不出来的。 我拍摄时看到这些孩子在生活里的种种，慢慢才让我想起在自己生命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就告诉我，要想复制自 己的过去是不可能的，一切复制都是假设性的，我怀疑这种复制的真实性。 保存 导演贾樟柯，生于1970，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刺青时代》：苏童原著讲的是“文革”末期，苏州的一群少年结党械斗的故事。小拐在铁轨上丢掉了一条腿，他用 自己的方式报复他认定的祸首，结果被臭揍一顿。哥哥在“野猪帮”和“白狼帮”的斗殴中死去，警察的搜捕使城市安静萧条 ，但小拐拜了一位传奇的师傅学了武功，开始复兴“野猪帮”。最终他只得到额头上的“孬种”刺青。贾樟柯取了故事的时代 、环境与人物另起炉灶，正由毕飞宇操刀进行剧本改编。 6年前拍《站台》，是我第一个电影长片剧本。成长过程里，对那个时代我有自己的经历。比如1980年代流行文 化一点点到来；1984、1985年时候家乡的书摊上摆着20多种哲学书；到1990年代初的沉闷，随后消费时代的到 来……这些使我特别怀念1980年代。另外当时看过大量国产电影，觉得中国电影里缺少对时代底层的私人描写。这两个因 素决定我在1998年时努力促成这部影片。 《刺青时代》与《站台》的不同，在于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而不是怀旧，因为那时候我才5岁，没有记忆 。目前我有特别多的兴趣在民国史，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认识民国，我们过去对它的认识太少、太片面。对真正的中国人经历 过的民国，我们有太多的误解。 对于二三十年前的过去，大家可能会有更一致的记忆，比如以前人们都没钱，都住大杂院，都没有什么娱乐，没有出 国机会……生活有很细微的差别，没有本质区别。但电影提供一堆回忆和细节并不够。特别是回顾历史的时候仅仅提供感情是 不够的，如果止于此而没有提供哲学层面的思考，那么它的品质是不够的。 而现在，是多元时代，对每个人而言有不同的现实存在：一个人坐飞机从浦东机场出来入住金茂大厦看到了一个现实 ；一个人坐着硬座经过徐州、南京到上海，从火车站扛着行李出来，在人流中，看到的是另一个上海；坐着拉煤的船一路飘到 上海，又是一个上海…… 我的4部电影里，3部是当下题材的。拍摄当下题材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观众生活在当下其实并不了解当下， 因为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局部里面，因此会觉得自己那个局部就是当下的全部。相比过去题材，受众会有更多隔阂，更多想当然 的东西。这里边就有风险和孤独感，但它对导演来说也是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你最早把疼痛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人还 不觉得疼痛，会觉得自己跑得很远，这种快感是特别有意思的。 《小武》拍完时，开始通过录像带流传，两年之内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声音，比如说它不是电影，这东西谁都可 以拍。两年之后这种声音基本就没有了。《任逍遥》也一样，DVD推出那一年，很多人没办法进入这样一个电影——小县城 会这么抽象这么冷吗？今年开始看到很多人重新评论，对那个现实有重新的认识。我觉得总会需要几年，当这个东西不是当下 的时候，人们才会对它有一个认识。 6年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回顾，我觉得这是种进步，是在慢慢形成一种公共意识，都开始了解到私人立场的珍贵，它 会让很多作者觉得拍这样一种电影是有价值的。 今天中国人生活的社会没有过去、未来，只有现实，非常让人担心。过去，是说我们对历史没有学会去保存，国家和 个人，没有了解过去对现实的影响，人会变成一个没有来处的人，也就没有去处。本来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文化的焦虑，是被 消费时代和它的焦虑置换了。从这个意义讲，这样的电影还远远不够多。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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