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南方都市报》做了系列报道之后，背包党现在已是举国皆知。和一般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穷富通吃且侧重劫富不同的是，背包党喝的是穷人的血。如其所言，“老大要我们找穷人下手，把他们榨干。”
如果这种“策略”也能算是一种“经济学”，那么，这种地下的“经济学”应该说是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一名背包党成员说，“老四老五等头目都是千万富翁，一天搞五六百
个客，高峰时期都是上千人，他们一天的纯利润就是2万以上”，这就是明证。正是考虑到背包党“经济学”如此的“独树一帜”，我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背包党的生存方式说明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检验出了什么？
在我看来，背包党的存在首先检验出的是穷人的数量之巨大。一个穷人没有多少“油水”，但是，通常穷人在为了一个梦想出远门的时候，也多会倾囊而出，而且，这样的穷人出现得多了，总财富也会多得惊人。我想，背包党一定是汲取了历史上那些以敲诈穷人获得“经济命脉”的腐朽政府的经验。这也是一种腐朽的“传统”吧。
其次，背包党的“经济学”检验出了穷人的力量之薄弱。这主要是指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和自觉维护他们权益的力量之薄弱。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之薄弱，几乎是先天性的，这和民工讨薪难、农民子女受教育难……一脉相承；自觉维护他们权益的力量之薄弱，和许多方面都有关系，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人身安全上，地方警方的“堪忧”使得这种劣势加重——背包党也想过把势力扩大到北京等别的城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地方“严”，“一名背包沈说，广州也不是管得松，而是什么事都以钱为目的。一般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搞定”。这就是说，有能力管而不好好管，这种行为更使穷人的安全得不到“最好的”保障。
背包党的“经济学”检验出了穷人的生活空间之狭小、单一。很多穷人的梦想无不关切到一列火车的“漂泊”，春运的混乱局面与其说是印证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不如说是印证了穷人在改变自身恶劣命运和生活现状上的局促不安，以及主见的缺乏，他们除了被动地卷入流浪的洪流中感受到一种虚假的希望之外，并没有太好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有关方面重视起来之后，广州的天空出现了“彩虹”。但是，“穷人的经济学”的“计划”至今还悬而未决，因此对于穷人的命运来说，背包党的暂时退却只是短暂的天气好转，对于未来，对于更多的生存忧患，还是那么的茫然。
作者：千山（9月15日《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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