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院长谈中国外交50年 称韬光养晦未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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