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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出路在重建乡村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0日17:17 绿色世界

  提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重点和难点。按照现有思路,三农问题无解。要破解三农问题,必须认识到两点:第一,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根;第二,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乃是“入侵物种”。应该从文化上重新定位乡村建设,在城乡循环系统中重新发现乡村。城市是工场,乡村是家园。只有家园的定位,才能体现乡村的价值,才能重现乡村的活力,才能发现乡村的出路,才能再现乡村的魅力。西方现代化是城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乡村文化就是家园文化。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模式中,中国的农耕文明等等被看作是巨
大的历史拖累。而上升到城乡循环系统和家园文化,则中国的深厚传统就成为至为宝贵的伟大精神资源。

  一、按照现有思路,三农问题无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重点,更是难点。

  关于农村问题的彻底解决,从学者到官员基本上都认为,最终必须走欧美的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道路,即消灭农民和消灭农村。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八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那又是一个十分遥远甚至不可抵达的目标。而现在所能够采取的、符合国情的种种政策措施,几乎都是背离那一目标的权宜之计。因此,有国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着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基本上是“无解”。

  所谓“双重困境”,一个是政府指挥不了市场,一个是市场拒绝中国农村。

  二十几年来,为了脱贫致富,为了搞GDP,从大办乡镇企业,到各种养殖种植热,从大举建设小城镇,到招商引资大比拼,一波接一波的潮起潮落之后,那些环境资源的代价和劳民伤财的后果,其实始终在反复说明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无论愿望多么良好,政府指挥不了市场。

  现代社会的一个规律是,农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与现代化发展程度成反比。这就决定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只能是吃饭经济,而不能指望它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农业已经在市场中一步步被边缘化,而小农经济更是难以取得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准入证。

  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之所以在拉大,众多农村之所以还是贫困落后地区,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发展二三产业的条件很差,市场发育程度很低。而这些地区的发展问题,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只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就可以解决的。贫困落后地区大都为山区,距离大中城市较远,即以修公路为例,成本要比平原地区高出若干倍,养护成本也同样高。而那些地区本来商品及其流通就少,修公路就有一个效益比的问题。即使不考虑基础设施投入的成本效益问题,即使这些地区的公路修得与平原一样好,地理区位造成的运输成本就决定了它还是竞争不过后者。所以,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就算拿出最大的投入,并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到最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地区依然是处于市场的边缘。

  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很小,而且潜力更小,这是一。地理区位决定了落后地区必然是被市场遗忘的角落,这是二。但是,如果听任市场淘汰小农经济和甩掉落后贫困地区,那又是中国社会所根本无法承受的。

  只要是在市场和城市化的格局之内,只要还在讲脱贫致富和GDP,那么农村的相对贫困和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就不可避免。再进一步,三农问题也就无解。

  二、中国现代化方向设定的问题

  现代化运动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是城市的标准逐步覆盖农村、即农村逐步变为城市或城乡差别逐步消灭的过程。这条欧美成功走过的路,轮到中国再走的时候,却变得举步维艰。我们还没走出几步,就遇到了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而继续下去的话,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只能使三农问题愈发不可收拾。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欧美人少地多,同时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实现了他们的现代化。而中国则是人多地少,不仅农民众多,而且现代化和城市化起点太低。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运动,成为城市对农村的全方位剥夺,从资金到资源,从人才到文化,始终在做农村至城市的单向流动。近年出现的把农村的大树挖到城市的做法,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不把农村全部掏空彻底变成废墟,人们就不会善罢甘休。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农村越来越衰败。而农村越衰败就越是没有吸引力,越是没有人去建设它,从资金到人才越是加速流失,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

  再来看一下农村的教育。人们都说,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教育落后。这个说法似乎有它的道理。甘肃会宁一中,是整个西北五省区的

状元中学,高考升学率尤其是考取重点大学的比率非常高,二十多年里从这所学校考上大学又成为硕士博士的已经有五六百人。但是,这些硕士博士连同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却没有人再回到会宁县工作。中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很普遍,教育搞得越好,往外输送的人才也就越多。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分析,基本上可以这样来概括现阶段的农村教育问题:

  1.教育支出成为农民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最主要的货币支出,并成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2.教育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陕西关中一个县年财政总收入6800万元,该县在外地读书的大中专学生一年要带走6000万元花在城市。全国农村籍大学生一年从农村带到城市的资金超过800亿元。

  3.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教育开支占一般乡镇财政的2/3,县级财政的1/2。越是贫困地区,教育开支的压力越是沉重。

  4.教育成为农村人才的收割机。陕西那个县本科毕业生只有2%回到县里。广西三江县每年考大学200多人,基本上有去无回。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根河市(还不是农村,只是偏远的小城市)每年考出去300多人,近13年里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回本地工作。

  5.教育使极少数农村学生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却使其余90%以上的学生成为“陪绑”,有些地区叫“浪费铺盖卷”,因为所学除了应付考试,对于他们几乎一无所用。

  6.农村教师人才近年也在加速流失,越是贫困落后地区流失越严重。

  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现行的应试教育加重了贫困,加大了城乡差距。而人才和资金通过教育管道的大规模流失,又使这些贫困落后地区改变面貌更为困难。显然,这是整个教育的方向设定上面出了问题。

  现代化—城市化运动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是整个的方向设定上面出了问题。否则,日益严重的三农危机和社会问题便无法解释。

  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人们之所以看不到现实可行的出路,是因为存在着两个盲点。

  一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八九亿农村人口、作为农村主体的小农经济、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连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等等,全部作为包袱、负担和负面遗产,认为在现代化道路上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二是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存在任何怀疑,先定地认为中国必然而且只能走那条发展道路。在人们的头脑中,西方已经搞得那么发达的现代化模式是绝对不会错的,错的只能是中国,只能是农民和农村,只能是我们自己。

  说起来,不是三农问题无解,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被这两个“理所当然”的定论带进了死胡同。

  如果让笔者来破解三农问题,只需要指出与上述两个观点相对应的两点:

  第一,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根。

  第二,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乃是“入侵物种”。

  三、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根

  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等三次浪潮,是西方学者的一个著名论点。根据这样的线性发展逻辑,农业文明当然是落后的、过时的和被淘汰的。

  要我们来描述,人类社会只有两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而从生活方式上讲,则只有两种文化: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这两种文明和文化不是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同时共存的,就像阴阳互补,如同即体即用。

  在线性关系中,你可以分别先进与落后,及至好坏对错等,但是,这套分别与评价标准你却无法搬到循环体系中,你不能说阴之与阳孰先进孰落后,女人与男人谁好谁坏。这又是东方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而商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则是西方的长项。

  在西方农业是无根的,没有成为系统的文明和文化,没人靠它安身立命,也不能靠它安邦立国。农业对于他们仅仅是生产粮食和纤维的一个产业,相对于中国的农耕文明,那里只有农业产业而没有农耕文明。反过来,中国则只有商业经济而没有西方那样完整的商业文明。

  西方立在商业文明上,中国立在农耕文明上。商业需要冒险精神和赌博心理,渔猎生活“十日打猎九日空,一日补上十日工”,经商更是讲“淘第一桶金”和一本万利。所以,冒险与侵略,投机与竞争,对西方人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农耕的节律是四时交替日月轮回,而极少变化与创新,在土地上就是踏踏实实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给自足,勤俭持家,男耕女织,安稳和谐。商业社会面对的是陌生人的社会,所以讲法与利。乡村社会是熟人的社会,依靠的是德与礼。西方人讲人与动物,崇尚丛林原则,中国人讲人与自然,遵从天地之道。商业社会依靠知识、技术和力量,农耕文明依靠智慧、经验和对规律的认识。

  农耕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国的道思想与文化,便产生于农耕境界之中,周行不殆生生不息,梦蝶知鱼物我两忘。

  静为躁君,重为轻根。乡村是城市的本和体。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根。

  当然,在商业文明和城市文化方面,中国需要补课,也都在补课。是补课,而不是替代。问题就出在我们把补课变成了替代。结果就是丢了根,忘了本,当然要出根本差错。目前的三农问题就是属于这个性质的根本困境——更准确地讲,是境界错乱。

  四、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乃是“入侵物种”

  现代化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产物,是从它自己的系统中间自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在体系之中,自动地就会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和动态平衡,所以它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和适宜的。

  但是,一旦到了另外的系统之中,一旦成为“入侵物种”,失去了制约,没有了天敌,情况立刻就变得大不相同。并且,西方文化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现代化本来就要求标准化和一体化。因此,对于原生态系统,它所造成的破坏和震荡也就格外巨大。不仅在中国,所有遭遇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中国原有的文明系统完整而又深厚,这个激荡与磨合的过程和代价也就特别痛苦。

  作为“入侵物种”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善恶之分。我们把西方的现代化定义为“入侵物种”,不是要评判现代化本身怎么样,而是讲它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就像外来物种一样,有利也有弊,而在一时间内,它的负面效果甚至会很严重。

  明清之际,玉米和番薯相继由美洲引进到中国,这两种能够陡坡种植的高产作物立刻大受欢迎,许多原来不能耕作的丘陵山地迅速开垦,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粮食多了应该是好事,但是有两个后果却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重大影响。一个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动态平衡,清中叶全国总人口从一亿多猛增至四亿,中国从此背上了巨大人口的沉重包袱。一个是持续毁林开荒所造成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入侵物种往往就是这样,等到你感觉出它的问题的时候,它们不仅已经在新的系统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给整个系统造成了严重冲击和损害,已经失控了。这个局面一经形成,那么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通过矫枉过正,产生新的制衡因素,缓慢恢复新的系统平衡。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逐步纳入工业和商业体系之中,把农村逐渐并入城市文化之中,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但是现代化在中国,却是西方的商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反客为主,成为一个消灭中国的农耕文明、覆盖中国的乡村文化的过程。纵然西方的现代化再先进,纵然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再良好,这样全盘的社会和文化颠覆也是不可行的。三农问题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和程度摆在我们面前,就是社会系统的示警。

  说到这里,关于三农问题的问题看到了,根源找到了,因此,出路和结论其实就已经自然有了。

  问题在事实之中,出路和答案同样在事实和问题之中。

  问题出在外来物种的入侵,那么找到制约机制,建立动态平衡,就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先前之所以认为三农问题无解,是因为思维被外来模式锁定。去掉那个模式框子,就能够在事实中间发现解答。

  现代化即城市化,但城市文化毕竟无根。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过多地剥夺了世界,中国城市过多地剥夺了农村,剥夺者似乎占了便宜,但是祸福相倚,现代化与城市的病态畸形发展,就成为“便宜”的另一半。

  重建和回归城乡循环系统,才是农村的真正出路,也是城市的真正出路。

  只有中国的农耕文明才能与商业文明实现真正的互补,只有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阴阳协调,才能建立完整的城乡循环系统。

  乡村农耕境界,正可以打通古今、中外。

  五、乡村文化就是家园文化

  西方的现代化主要就是城市文化,而中国

传统文化实质上即为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就是家园文化。相对而言,现代化—城市文化是工厂文化和市场文化。我们用工厂和市场的标准来折腾家园,难怪农村越来越糟糕。这些年,为了追逐GDP,多少农村的绿水青山被破坏,资源环境被毁坏,乡村文化被败坏。我们已经付出了太高太高的代价。

  不知为什么,现代化到了中国,竟然高度简单化为单一的美元指标。一说就是人均多少钱,就是每年增长多少,就是翻几番。韩国、葡萄牙和阿根廷等人均万余美元的“中等发达”状态,难道就是我们中国人五十年后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生活?

  GDP只是诸多经济指标中的一项,而经济又只是社会与人生诸多领域中的一个。美元既无法测定民主与人权,也无法衡量社会和谐与幸福自由,为什么就把当今的中国人搞得如此晕头转向?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生活境界。城乡之间不可替代、互为循环,各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就应该在农村放弃GDP评价标准(包括正在酝酿的“绿色GDP”,因为那本质上还是要所谓的发展)。只要落到经济发展、落到GDP、落到市场上,也就是落到钱上,中国农村就不是家园,也就不会有出路。

  无论是消灭城乡差别,还是缩小城乡差距,其实都是工业化流水线时代的理想。在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今天,这样的所谓理想已经如同说要消灭物种差别一样荒诞。多样性和丰富性是系统的生命。单一和趋同对任何活的系统都是要命。

  不管是毛泽东时代想把城市变成农村,还是现时的想把农村变成城市,事实证明都是搞错。同衰败的农村一起呈现的,必然是畸形的城市。农村落进死路,城市也肯定没有活路。

  必须从文化上重新定位乡村建设。

  必须在城乡循环系统中重新发现乡村。

  只有家园的定位,才能体现乡村的价值,才能重现乡村的活力,才能发现乡村的出路,才能再现乡村的魅力。

  事情本来既简单又自然:

  城市是工场,乡村是家园;

  在城市奋斗,在乡村休闲。

  乡村是人类生活境界的一半。从家园的意义上讲还不只是一半。

  三四十年前有个常用词汇,叫作“扎根农村”。现在也有个时髦话语,叫作“北漂”。这两个词,其实已经将乡村与城市之于人的不同意义、之于生命的不同内涵,揭示的入木三分了。

  城市没有根,城市文化充满紧张感,城市生活对人是压迫、封闭与消耗,城市至多是宾馆,而不是家园。

  现代人作为城市动物,已经几乎不知家园感为何物了。

  毁掉了乡村,现代人于是无家可归。被家园放逐的现代人真的很可怜。

  家园拒绝GDP指标。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指望用家园挣钱,不会从贫富贵贱的角度看自己的父母子女。你输红了眼的时候也许可以将家园作价出卖。但是,那给心灵以归属感的家园,永远不是美元所能换算的。

  西方的现代化主要就是城市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即为乡村文化。这两者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也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本来就应该是阴阳之两仪,是循环系统中的一体两用。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一极发展过快,使人类社会出现失衡,物质的丰饶使得精神世界愈发空虚。重建乡村文化和家园文化,展示人类生活的新境界,人类社会系统才能走向和谐与完整。

  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模式中,中国的农耕文明等等被看作是巨大的历史拖累。而上升到城乡循环系统和家园文化,则中国的深厚传统就成为至为宝贵的伟大精神资源。

  如果说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留下的是政治遗产,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那么新世纪的中国道路,则必然是以文化立国为核心的民族复兴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当其时,它与“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等重要概念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真正内涵。未来的世界历史走向或许会证明,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而言,这将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并能够校正现代化发展弊端、引导人类追求精神文化提升的新的道路。摸索并走通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之路,是我们这代中国人必须达成的历史使命,亦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

  破解三农问题,重建乡村文化,或许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入口。张丽灵 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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