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炯木
财政税收任务超额完成，马均涛和他的同事们，将一起分享200万元的重奖。马均涛是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县长，去年，连平县财政收入翻了差不多一番，按照广东省的有关规定，该县县委县政府两套领导班子一共19人有资格分享这一奖励。这份意外“年终奖”，得益于广东省政府2004年1月颁布的激励型财政政策。(9月22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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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所谓激励型财政政策，是对粤东、粤北等地县域经济落后、发展动力不足的县份，将省财政转移支付和县(市)财政增收挂钩，对财政税收任务完成好的县，“由省财政按其上划‘四税’增量返还奖励额的50%给予奖励，其中奖励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广东的这一名为“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首先就有一个辩证法的问题。诚然，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县政府及县级领导班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发展的动力是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税收的来源是市场和经济主体，用纳税人创造的税收去“激励”本应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已任的地方政府、用一整个县份奋斗而来的“增长”去奖赏“班子”之内的班子成员，广东的激励政策是否形而上学？以“三个代表”为从政精神的人民公仆就能甘心受用？再说，以收多收少、超多超少来权衡官员的“勤”与“懒”未免失之偏颇，这种不究经济发展状况、只认税收增加的“勤奋激励”岂不是太可怕？
税收的职能作用在我国有一个通俗而切实的说法，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么说来广东的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了。国家税收取之于社会公众的劳动成果，税收支撑着国家的运转和社会稳定，并憧憬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税收在国家财政分配过程中所支付给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其实质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服务，如果在纳税人购买的范围之外更有政府官员的“另有所获”，税收政策便从“用之于民”蜕变为“用之于官”，违背了其根本宗旨，纳税人答应不答应这样的“激励”？
激励型财政措施本无可非议，让人非议的是这种“用之于官”。上级政府为激发所属地方发展经济，在政策上促导，从资金上返还一定比例，都是一种鼓励、支持地方的机制运用，这种办法在其他地方的实践证明也是奏效的。但是如果将返还奖励额的50%用作激励官员，制定这一措施的初衷非但得不到良好的应验，甚至会产生南辕北辙的负面效果。一旦这一“用之于官”的激励机制付诸实践，而“领导班子”成员又因为持有上级的尚方宝剑甘心受用，弄虚作假、虚列收入的这些本已存在的“伪发展”现象就会进一步演化；竭泽而渔、不予而取或少予多取的地方财政经营短视行为将会加剧；不切实际、扩张投资的地方政绩工程将会愈演愈烈。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这样的财政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是正是负不言而喻。
我知道广东有着其他省份不能比及的财力，但粤东、粤北的那些山区县毕竟是穷地方———即使富得流油又如何，这种用之于官的税收分配实在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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