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忠
从文学史上看，批评家身份历来尴尬，不仅一般读者对批评家知之甚少，而且文学园地也没有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话语空间，批评多依附在作家作品上。一说到“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本、作者，而不是批评和批评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西方新批评思潮兴起，批评家们似乎从中看到“批评”从文学中剥离，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的一丝曙光。于是，
文学开始由“作家”中心转移到“文本”中心。正是在语言学、叙事学等研究中，批评家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在新批评中，文学的接受链条基本上是这样的：批评家引领作家、读者解读作品。但好景不长，随着新批评的衰落，批评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与数以千计的作家相比，批评家的基数是很小的，而且有许多批评家本身也是作家，比如茅盾、郭沫若、李健吾、胡风、何其芳等。就影响力而言，批评家也远没有作家来得实在、生猛。目前，在“传媒帝国”时代，批评一旦与影视、传媒、出版业结合，批评家一旦与记者、书商、编剧联手，很容易让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走红，而且借助影视、报刊，在命名与推介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就此来说，现在，批评家的声调似乎是提高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媒体批评的“造星”运动，文学批评的人情化、庸俗化等问题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批评家的职业素养讨论应该提上日程。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职业”一说，主要是“称谓”意义上的，而非生存方式的一种定位。无论是高等学府里的专家教授，还是作协、研究机构里的作家、研究员，抑或是报刊社里的编辑、记者，文学批评都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谓“职业”，而是他们工作的延伸部分，或者说是一种介于工作和兴趣之间的兼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一方面我们要从批评家的人文素养、道德良知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批评与反思，坚守文学批评的人学属性和审美品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倡导讲真话精神，加快有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建设。
目前，批评界良莠不齐，命名焦虑似乎高于批评本身，“命名”取代了“批评”，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每一次命名似乎都重复着一个信念，即“我们拥有话语命名权”、“我们占据评论制高点”、“我们属于未来”。无论是写实派、新潮派、学院派、民间派，还是60年代后、70年代后、80年代后，共同之处是“新的”、“后的”、“某某派的”。在命名中，作家与批评家“合谋”扮演双簧，一个从中确认身份，进入媒体视野和出版渠道；另一个从中发出声音，显示出理论创新和批评勇气。当然，这里，除了批评精神的丧失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即艺术不同于科学，并非“新的”就一定好于“旧的”，时间的线性维度在这里只是相对的。
与命名的焦虑紧密相联系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批评思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红色写作与白色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这类批评虽然赞美的精致、批评的偏执，但都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要么醉心于对作品进行定性无商量的命名指认，要么习惯于对作品进行简单归类，不能深入作品、作家的肌理。这样的批评可能在形而上层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对当下或今后的创作实践却意义了了，有些甚至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大量“酷评”学者的出现，一夜成名的诱惑极大地刺激了批评家和作家的名利欲、自我膨胀欲。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作家与批评的合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知识结构较为完善，经验积累较为丰富的作家开始写作批评性的随笔、札记和论文，赵玫、格非、马原、王安忆、莫言、王家新、西川等人的“准评论”或“类评论”，已经溢出创作领域，发出了与他们的创作同样有力的声音，大大改变了“批评至少脱离文本五年或十年”的窘境。作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奔忙的同时，批评家们也没闲着，他们凭借多年从事评论培养起的阅读经验和理论敏感，开始向创作领域进军，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小说、剧本，虽然这些文本还带有浓郁的“学术”气息，理性的思辨也时时袭来，但他们毕竟以“创作的名义”实现了身份的互证。如季羡林、钟敬文、谢冕、陈平原、钱中文等人的文化随笔、学者散文。目前，这种评论、创作并行互动的写作仍在评论家中运行，尤其是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大有与作家分庭抗礼之势，以至有人坦言：“评论也是一种写作。”我们呼唤批评的智慧与良知，呼唤批评和创作良性互动的局面，我们期待具有更高职业素质的批评家的出现。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29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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