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钊
两年前，15岁的广西山区女孩周奕(化名)因家庭贫困面临辍学，广东人陈金(化名)获悉她的遭遇后决定资助她上学。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为“捐助人确保上学费用”，受助人“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并附有违约责任。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周奕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学，陈金将周奕告上法庭。9月29日，广西地方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助学合同”，周奕返还资助人陈金1.2万元助学款。
对此，有评论者认为贫困学生需要资助，但是不需要救世主。也有评论者认为，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道德和伦理，而在救济制度，因而主张应该放弃资助双方的直接接触。
当然，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资助制度改革，发挥慈善机构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从而既能够给予贫困学生资助，同时又能够保证他们的自尊心，此外还能够令资助人满意，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不过，道德领域的最大困境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即资助人不能够确保是否让资源配置到最需要资助的穷人身上。事实上，很多社会资助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资助和道德努力，但最后这些资源可能落入那些最不需要资助甚至最富有的人员手中。资助贫困学生同样也不可能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事实上从以前由慈善机构等中介组织转向“一对一”的资助模式本身就是直接应对这一问题的产物。因为通过“一对一”的资助模式，资助者可以确保资助资源直接到贫困学生手中，以免资助资源的“中间截留”。
自然，“一对一”的资助模式会促使资助者去掌握被资助贫困学生的相关信息。然而，一旦资助人试图通过给予贫困学生资助来“控制”或者“限制”贫困学生时，此时这种信息“监控”不仅超过了解决道德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限度，而且还引发了新的“道德困境”。
很显然，要解决“道德困境”，其本质就是避免资助人与被资助人之间面临的“道德冲突”，使得他们在道德上处于平等地位。问题的实质是建立资助人与被资助人之间道德关系“非个人化”，即虽然资助者给予了被资助者资助，被资助者接受了资助者的资助，但他们之间本身不发生道德关系。当然，并不是要资助者和被资助者都没有道德，而是说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两者之间需要“道德中转站”。通过“道德中转站”，资助者给予贫困学生帮助，被资助者获得资助。
这就是说，资助者虽然给予了资助，但是他只是为“道德中转站”作出了贡献，他不需要某个个体的人对他表示感谢；同样，被资助者虽然接受了资助，但是他也不需要对某个个体的人表示感谢。这样，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因为“道德中转站”而处于道德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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