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学术标准化我们无法逃避之二

　　王垠的挫折感与不适应难道都是现代标准化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即使我们认同(考试与发表主导的)必要体制框架，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已经达到最优化吗？远非如此。

　　以发表论文为例，笔者留学美国8年，至少在我熟悉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内，从未听说有哪一所大学会将发表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即使在最为著名的大学，发表专业论文都是“鼓励性”而不是“必须”的。原因很显然，迫使每个博士生都去发表，势必要去与教授们一起抢夺十分有限的学术刊物版面，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性竞争。而美国硕士研究生，由于绝大多数不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只修满课程学分而不写毕业论文的学习方案，更没有任何发表的要求。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不仅要求博士研究生在高级别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还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前也必须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

　　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硕士的“学术研究定位”的性质，因此，这种发表的要求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实践效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大规模的、明火执仗的“版面买卖”交易。

　　学生从网上拷贝资料、东拼西凑而成的“论文”付钱后获得录用，在印刷发行之后直接被扔进垃圾桶。这是不折不扣的荒谬，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反环保。

　　王垠的某些观察的确揭示了这种“paper还是paper”的症结所在：国家以论文发表等计量化的标准考核学校，以此决定经费拨款的数量，学校再以同样的方式考核教师，教师再将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团队。在表面上，我们有了一套“客观”的计量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了正当与可靠的“学术判断标准”。一篇品质较低的研究成果完全可能被上百篇水准更低的论文征引，但这个惊人的“被引用”统计数字所得出的指标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如果在形式程序的背后没有学术界自身(伦理与知识的)实质性的理性共识予以支撑，那么规则与程序将沦为官僚性的形式主义，导致一种“异化”现象———始于推动和规范学术生产的现代理性设计，却会反过来非理性地催生出大量的伪劣学术产品，同时也抑止了健康的学术发展。

　　公允地说，从清华同窗对王垠的一些批评意见来看，王垠遇到的导师和学习环境在中国已经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了。王垠的挫败感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他指出的弊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何克服目前体制的弊端是本文无力承担的论题，但从国外大学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对计量化的形式评价标准必须做出一定限制，不能使其成为宰制一切的独霸性尺度。否则，大学将完全可能沦为炮制论文的“流水线”工厂，将会有更多年轻人感到挫败、更多的梦想被粉碎。在这个意义上，王垠的退学决定虽然是个体行为，却也并非与教育体制的现状无关。

　　我们如何评价一个教育体制？任何一个“足够好”的体制设计都可能会埋没和压抑某些个体，因为体制是一种普遍性的设计，不可能周全地照顾到每个特殊的个人。没有完美理想的世界，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不应当成为一种辩护的托辞，来掩饰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王垠到底有多特殊？他的“任性”与“不成熟”究竟有多么严重？任何一个现实的教育体制中都会粉碎他的梦想吗？

　　都不能帮助他获得成熟的发展而又不失去梦想吗？每个人对此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下)

　　□刘擎(上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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