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否可以参考欧盟的建设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所讨论的主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的答案可以是“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是这样认为的，欧盟现在是一个整体，由25个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的发展，因此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可以说在历史上，如此大的一个经济实体是第一次没有经过暴力来形成的，它是以一种共同体
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经济的实体，而是使不同的西欧国家之间，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之间获得和解。它们之间曾经有历时7、8个世纪之久的连绵的战争。我们要创造一种机制，使这种战争不再可能。我们曾经希望通过一种机制来制止战争，我们并不是想制造友谊，而只是想制止战争，这是我们的初衷。在1947年，然后在50年代的1951年签订了《罗马条约》，建立了煤钢联营，使两国避免出现庞大的战争机器，其他的国家看到这一点，也要求加入这样的机制，他们希望能够参与煤钢联营。当然当时的进程是非常顺利的，不过历史证明这还是不够的。当时在法国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因为法国是组建欧盟的思想产生地方，而它同时也是一个破坏国。第二点就是要把军队统一起来，当时冷战已经开始，大家都害怕苏联，这样就可以得到另外五个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如此大的支持。那么原因呢？对美国人来说，这样就可以利用德国来保卫西方、对抗苏联。但是，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这样看来是不合逻辑而且不可实现的，而且也太早了，特别是刚刚经历战争，再把德国士兵重新武装起来太早了。在1945年，法国的议会就曾经通过了这样一个条约。欧洲现在给人们的形象也是得益于1944年中这样的一个历史片断，所以我们决定开放边境，实行共同关税，取消所有内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成一个外部统一关税的边境。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很快进行了条约的谈判，并在罗马签订了条约，在1956年开始实施这个条约。这样，6个最初缔约国就出现了。事先其实并没有很好地预料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推动器，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泵。在5年之后，6个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比世界贸易增长要快一倍，而且每一个成员国自己的对外贸易也增长了1.5倍，这是非常惊人的增长，这使西欧能够追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就开始相互有了好感，就像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开始和解。当时这样的机构还是很脆弱的，只是部长会议做了一个决定。欧洲委员会只是欧洲的立法机构，它只是做了一个新的决定，但对已经做的决定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另外这个委员会采用一致通过的方式。
我想再补充一点，我们一共有八个条约，从一个条约到另外一个条约，我们看到欧洲的议会在不断扩大，当然在税收方面还要尽可能加强。关于对外政策，当时也是没有权利的。45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协调我们的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45年是非常漫长的时期。从内部来看，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可以说是非常守旧的，很难推动它的变化，它只是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共同的贸易政策和保护竞争的政策。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放弃了这一点，还有反对垄断的政策，在我们的内部市场进行谐调的政策，用一些标准、贸易、商务的行为等等，这个内部市场运转的非常好，而战争只涉及到钱而不是涉及到人类的痛苦，任何人对死不敢兴趣，在欧洲的运动没有人参与。戴高乐说欧洲的事物是一个老人的事物，但是它的进程是非常好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复古的俱乐部，他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更好地组织自己、保护自己、 反对别人，从外部来看这个整体就是另外一个东西，所有的邻国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英国在十年中一直想破坏欧洲，德国、丹麦、英国和其他的国家都加入了，希腊在经历了专制之后，它疯狂的想拿自己的经济作为赌注，以便响应人们对民主的呼吁，进入这样一种体系。我们同意了希腊加入欧共体，在西班牙之后是葡萄牙，弗朗哥死了，专制者死了，这也是一种近于疯狂的举动，法国太强大了。当然这一次是政治的赌注，葡萄牙也加入了这个整体。那么铁幕落下之后，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之后，新的国家像瑞典、芬兰、奥地利，因为邻国的恐吓，他们不敢加入，一旦内部共产主义消亡之后，中欧的国家还有巴尔干的国家，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都要加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个书面的理由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加入这个共同体或者不可以加入，因为你们是不好的欧洲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战略安全是由美国保障的，它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与美国产生敌意，而唯一的方式就是不要有自己的对外政策，所以说45年以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决定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行动，所以在伊拉克问题上，你们看到没有一个共同的欧洲对外政策，这并不是令人惊讶的。我想中国政府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所以欧洲所拥有的统一军事力量只是用于进行一些人道主义的干预，而且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只是在中东、以色列、巴基斯坦，欧洲开始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并且制定统一的政策。这就是整个欧盟的历史，你们可能有问题想问，它对世界的管理是否有帮助？我想是这样的，理由也很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各个国家中，如果你做一项公民调查，问他们如果你可以不在这里生活，你愿意在什么地方生活，那么很可能会法国人选择德国、德国人选择法国，而且两国的许多城市结为友好城市，还有彼此企业之间的参股。那么天竺教徒和基督教徒是爱尔兰的教徒，他们一直处于冲突，但是现在也在走向和平的进程。这是波兰和德国和解的进程。现在波兰和德国人产生了真正的和解，他们经过了9个世纪的仇恨和战争，他们都各自选择自己的阵营来相互打仗，欧盟的形成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我也是赞成土耳其的加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很难看到土耳其是否可以承认希腊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最后欧洲还发展了一种经济上的团结互助的能力，这是一种帮助，一些比较薄弱的国家帮助最不发达的成员国，这样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希腊非常受益，特别是欧洲西部国家，而特别是对于爱尔兰，加入欧盟的时候他们是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已经成为富裕的国家之一。非常明显，所有东欧的国家加入之后，它们可以享受机制的帮助，我们还有五个国家想加入，保加利亚、土耳其、乌克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可以说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经历的最大的冒险。用强有力的工具来维持不平衡的现状，这对世界的贡献巨大的，对世界都是有益的。在另外一个方面，欧洲不同的国家可以做出不同的决策。比如说谈判是一种技术，而且是非常困难的技术，我想我也观察到，像一些个人、政治力量、国家、民族，他们知道自己是有力量的，认为自己是很强大的，他们非常不重视谈判者的能力。在欧洲，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在谈判税收政策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那么谈判就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天性。在亚洲不是这样，亚洲的历史也是武力的历史，你们可以发现，将来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样一个谈判的能力也是非常有利的方面，而且对于我们管理世界公共的事务和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的意义也可以是更远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因为力量的局限性在增长，在有的情况下使用大棒政策是不会产生效果的，我们今天可以友好地讨论，而布什总统本来也应该听取它的邻国的一些建议。我们并不是反美，当然确实有一些反美人士，但是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是反美的，我们认为应该告诫布什要警惕在伊拉克的武力只会让人民反对你，我们并不是反美，而是出于社会角度的考虑。而这是一个软弱的权力，在伊朗也是同样的情况，面对它的关于核武器的要求和愿望，欧洲人一致认为使用武力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而且有可能是危险的，我想中国人的想法和我们是一样的。当然是由你们来说出这样的想法，开始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不是总统他们谴责我们，他们骂我们说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的事情。然后一些美国机构却发现对美国军队是难以消化的一块东西，是另外一个伊拉克，而且是更强大的，美国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应该寄希望于欧洲人，这就是布什总统现在的想法，所以他很聪明，他可以改变自己，但是现在的谈判还处于僵局，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这样的谈判。同样在中东，多年以来，欧洲就在支持巴勒斯坦机构和他们的生活，来推进那里的民主进程和选举进程，并且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欧盟是从管理煤钢资源开始的，同样在这个地方是从水开始的，他们没有选择，在这个地方如果有武力就永远不能建立和平，所以可以说这是经过帮助发展和解决冲突，我们通过的《七十七国条约》和非洲一些国家达成了协议，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重视这一点，我们只是使用武力用于一些人道主义的作用，所以欧洲可以处于和平化，也为广大的生态等的谈判中，欧洲谈判的天赋是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一点它应用的范围是越来越广的，我们现在解决一些世界性的问题，通过武力是不可能的，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那么软政权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法律的时代、谈判的时代和相互理解的时代已经来临，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就是在二十世界的对抗中，并不是对管理的经济赢得胜利，不仅仅是北美和整个欧洲，而且还有很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俄罗斯还有中国，他们都通过和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以便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转。如果说市场经济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够完全确定所有社会的体制，我们还要明确，不论什么样的体制或者是国家的企业，还有国家的作用、国家是否是一个很大的生产者或者是机制的调控者或者是他不参与市场经济，只是负责警察、外交和军队，这些都是问题，当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存在，我们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这一点，在30年以来，我们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形态，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和冷战之初，当欧盟建设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是处于日常不稳定的状态，它被纠正了，我们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的建设，把社会的1/3的收入能够建立社会体制保障的时候，通过建立高工资的时候，我们就改正了资本主义的弱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是开恩森主义的做法，我们通过加强国家的财政管理政策和货币管理的政策进行干预，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好的，45—75年的经济在不断增长，没有经历世界的危机，而不平等现象加重，而且在法国和英国还有所缓解。在70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非常强大了，主要的企业已经超出国界并且超越了所有的规则，因为在世界上生产的时候已经没有规则，也就产生了新的理论，货币主义。这是美国的弗里德曼宣布市场的平衡是最有可能、最好的，并且避免国家的干预，甚至要减缓问题、解决不平等问题，因为国家的干预只能加重这些问题的理论。他由一些保守国家，像美国、日本、英国，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这样的理论，包括世界银行经济领域，各为中国朋友，你们现在也开始开放，并且在国内给予市场经济以重要的地位，在你们周围，你们的资本主义正在变得更加残酷，从80年代以来，贫穷在发达国家有所发展，同样富人也在增长，财政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在97年出现了金融危机，还有汇率在下降，美洲和拉丁美洲都在朝着这一状况并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状况。国家不能够再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奥尔良的堤坝没有被修复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足够的富裕才可以保障自己，因为国家没有钱，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残酷的阶段，但它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调控工具，是在40年以前找到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要面临选择，你们是否要一个经济发展平衡的协调国家，而国家是有调控能力的，你们有悠久的历史来作出这样的选择，选择一个更加活跃、更加资本化的模式，也许是有效的，但是是不稳定的、残酷的，你们的选择是非常沉重的，并不是以军事的力量来决定这一切，我们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疆土可以去征服，通过军事外在的干预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的，在我们确定和加强有效的、经济的和人类的管理机制的时候，中国将会看到并不是以武力来制造强大和协调，而欧洲对中国来说，是自己可以选择一个有利的因素，管理世界要通过加强调控的能力，通过减少贫困，通过建设和平，也许在这之后，因为我们没有武装、武力，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害怕。我想这样的因素会更好的服务于世界。现在请我们的中国朋友做出他们的选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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