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海外保钓第零团归国始末(2)

　　其后，统战部罗长青同志会见，大抵询问了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以及台湾目前的状况。

　　又过了几天，当时的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邀请他们参观颐和园，“颐和园当时还未对外开放，接待那天，整个颐和园就我们五个游客，有点冷清，但景色优美。”

　　会见期间，五人不止一次提出会见周总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没有肯定或否定的回复。“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时，接待人员叮嘱我们晚上不要离开房间。我们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晚上9：30，有车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终于从随行人员那里知道，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我们！”

　　“与周总理的会见被安排在新疆厅，我们问能不能安排在台湾厅，回复说，台湾厅还在

　　“我们立即起立，总理挨个过 来握手，我是最后一个，总理说‘欢迎你们’，一双温暖的手充满力量。

　　“总理询问我们，留学生在国外各地区留学工作的情况，台湾现在的局势，他还亲自介绍国内的建设情况，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我们当场建言，官方有关台湾的谈话，最好不只是言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同时也应该提到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对海外学生而言，台湾问题是情理并重的事情。”

　　两天后，陈治利发现《人民日报》对台文章已经引用“骨肉同胞”的称呼了，速度之快让他吃惊。

　　“有关钓鱼岛，我们向总理建议，现时不妨仍交由台湾管辖，将来时机成熟一并回归。我们更建议，中国对世界公开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团员陈恒次为了这次访问，还特意准备了一篇论文，主要阐述在两岸统一的基础上，如何保障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他希望在统一之后的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能更多任用台湾人。”王春生依稀记得。

　　以后的形势发展，使这类建言只能高束楼阁。乒乓外交之时，日本与中国建交，基于大局考虑，钓鱼岛问题被延搁下来。而在临回美国前，陈治利在张贴报纸的橱窗里，看到了《人民日报》对这个导弹靶场的建议有一篇两寸见方的报道。

　　访问团团员还将海外学子渴望回国的愿望告诉周总理，希望依照钱学森的例子，再度组团回国服务。出乎李我焱意料，周总理的回答是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周总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嘛，打消了我们组团回国服务的念头。”

　　“我们不甘心，提到个别情况，总理说个别情况个别对待。”陈治利说。

　　继而话题一转，周总理说到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国外办事方法的华裔留学生，经过考试参加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他说，这也是报国之途，大家不妨考虑。”

　　王春生当年才25岁，因为紧张和腼腆，没有多发言，她的注意力被总理身边的陪同人员吸引着，“凌晨的时候，总理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但那些随同的干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着了。”但周总理并不计较，这让年轻的王春生觉得不可思议，“我当时就在想，要是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台湾，这些下属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理呢！”

　　事过境迁，许多会谈的细节，王春生已经记不清楚，但她对总理的一段话记忆犹新，并坦言深深改变了自己。“提及美国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总理说，既然在外面留学，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应该多参加美国社会的活动，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等到话题终结，会见即将结束时，陈治利看了一下表，吓了一跳，“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不知不觉居然谈了6个小时。”

　　这时，周总理笑着问大家是不是饿了，招呼厨师给大家做碗馄饨，但厨师说，没有馄饨了，只有稀粥，于是就着咸菜，访问团团员与总理共进了一份白粥加咸菜的早餐。

　　第二天，陈治利专门查看《人民日报》等报纸，翻遍也没有会见新闻，事后才从接待人员处知道，为了保护团员们回美国后的处境，周总理特别交代，此次会见不登报纸，不拍照片，一切从简。 因为通讯不便，在大陆访问期间，访问团无法与美国学校和同学联系，眼看时间超出预定归期越来越多，无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马上回去会有危险，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办护照，返回的路线也与来时完全不一样了，借道欧洲，从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因故逗留了一个礼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伦多，最后开车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时间。”

　　“妻子已经心急如焚，见到我不禁热泪盈眶，说，如果不再回来，她已打算毕业回中国找我。”陈治利说。

　　因为既定的归期被延搁，访问团成员回到美国后，“没办法交代，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可算是乐极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板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职和研究工作(当时他已在哥大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作研究员)。而王春生的父亲王民则因为女儿的“反叛”，被迫辞去《新生报》的职务，写悔过书，并在报纸上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王春生也毕生记取周总理当年“融入美国社会”的教导，致力于美国社区民权凡二十余年。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更是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见报)，第二团(见报)，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

　　陈治利说，这一批海外学子及侨胞，虽然至今未见“保钓”在单一事件上的结果。但的确参与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史实。(记者 朱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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