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海外保钓第零团归国始末

　　编者按： 2005年8月4日，本报刊发了《三十五年保钓梦》一文，重温了35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该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反响。

　　文中提到，1971年的国庆前夕，这场运动中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不少读者对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本报记者经过多方努力，今天得以让他们

中的三位打破多年的沉默，第一次站在我们的面前。

　　周总理要求，这次会面，第一不上报纸，第二不合影。

　　周总理说“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

　　1970年至1971年间，为了抗议1969年《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有的声明，美国高校的华裔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

　　彼时，中美尚未建交，大陆赴美的留学生寥寥无几，所以参与者多为港台留学生，并与台湾岛内的保钓热潮遥相呼应。但新中国政府并未袖手旁观，亦积极介入。

　　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打破沉默，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一个由5位保钓学生组成的归国访问团，也正悄然往来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铺设起了特殊岁月里海外爱国学子与新中国政府的沟通管道。多少因为他们的影响，一批批海外学子得以循着相同的管道，竞相访问大陆，并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拨海外留学生归国报效的热潮。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多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

　　而紧随其后的1972年访问团才始为人知，被当时媒体误以为“第一团”，这使得真正的第一团便成了亲历者眼中的“第零团”。

　　2005年7月，久违的历史记忆被本报记者重新发掘。这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当年的访问团员，一共5人，已有一位与世长辞，其他四人大多流散国外。本报记者多番努力，得以找寻到四人中的三人：团长李我焱、团员陈治利、王春生。他们均已近七十高龄，定居于美国，在整整34年的沉默后，第一次站在了公众面前。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事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新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微妙，这一邀请并未公开表示，而由当时新成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委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代为传达，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征求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

　　其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李我焱回忆说。

　　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惟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电话邀请，在与朋友的一番深思数虑后，他选择了放弃，理由是“条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王春生则没有太多的犹豫，她是经由师兄程明怡的举荐得以入选的，“当时出于性别考虑，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个女性代表，我正好适合。”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王民当时是台湾《新生报》社长，也算是国民党高干，我并不害怕什么迫害。”

　　最终成行的访问团一共5人，李我焱为团长，四位团员分别是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5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实至名归。”陈治利说。

　　王春生至今记得当年的意外与兴奋杂糅的心情，“我们在台湾自小受过反共教育，在美国读书又身受反战运动的感染，对于当时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与好奇， 9月底，保钓访问团“秘密”启程了。

　　“当时的唐人街还没有一家旅行社开办去大陆的业务，我们委托的那家应该是加拿大大使馆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们叫到店铺后面的屋子里才开始办。”王春生说。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到达，访问团5人和美中友好协会、华侨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经香港，从罗湖进广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华侨大厦。

　　在飞机上，王春生遇见了也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黑豹党创始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休伊·牛顿，“当时美国的许多左派团体与新中国关系频繁。”

　　出发前夕，5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消息。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34年后的今天，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国庆游园活动后，保钓访问团被单独安排在了民族饭店，静候会见安排。

　　“但恰逢加入联合国的影响，国务院各单位异常繁忙，座谈会时间难以敲定，一拖再拖。本来我们预计在国内停留35天，结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个月。”

　　这一个多月里，保钓团被安排在国内各地参观旅游，以便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加深了解，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纪念胜地，11月初回到北京，继续等待。

　　“10月底吧，在游玩途中，一天，随行的接待人员拿了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是《中央日报》海外版，把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全登出来了，列为‘文化特务’，说是‘回大陆接受培训’，取消了我们的台湾护照，这反而令我们有了一份为历史牺牲自我的悲情。”

　　座谈会是经由国务院单位一级一级往上开的。第一次会谈，接待访问团的是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先生。“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包括海外学生回国服务，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等，唐先生不停地记笔记，并答应回去研究。整个会见持续了约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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