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10月9日晚10时03分，贵州省贵阳市区一隐秘处，一个神秘的知情人给记者带来了“猛料”——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偷勾结”案的《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这两份法律文书，记载了当日受审的三名被告人及其他涉案警察所涉嫌的犯罪事实(10月10日《华西都市报》)。
说是“公开开庭”审理，但有关方面又讳莫如深:被告从秘密通道押入法庭，除新华社和央视某个栏目的记者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都不能进入审判庭旁听。在这样变味的“公开开庭”中，笔者分明看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地下情结”。
“警偷勾结”当然是见不得光的，只能止于地下——这是出于原始本能的“地下情结”。在这次“公开开庭”中，旁听证共有95个，但却早已分发一空，其中来自公检法部门的人员就占了84席，被告家属占6席，剩下5张发给了中央新闻媒体。公检法就占了84席，一方面可见这些部门对该案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也表明这些部门认为此案仅是自己的家务事，应该主要由内部解决。内部腐败应该止于内部——这是有关部门的“地下情结”。
可怕的是，这种“地下情结”波及到了媒体，从而损害了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利益。新华社和央视能得到5张旁听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中央媒体的权威，而更主要的是，相关部门要给上级一个交代。但在笔者看来，更需要交代的并不是上级部门，而恰恰是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广大社会公众。
事实上，各地火车站的治安混乱状况，对公众来说并不是秘密。因此，公众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警偷勾结”案最后的查处结果，而是想知道他们在勾结前为什么没有被查处，如今又为什么被查处了？查处的经过如何，动力在哪里，阻力又在哪里，有无借鉴意义？
刘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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