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国怎么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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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3日10:55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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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九五”也好，“十五”也好，都是政府热、企业冷；中央政府热、地方政府冷。为什么呢？一是法律的作用 没有发挥好，仅仅是运动式的、口号式的“转变方式”，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法律条文上和现实生活的执行中。第二是没有发挥 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 - “十一五”规划，主要是把没有完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部分完成，然后完善。同时
-我们经济总体经济水平发展比较高的同时，明显存在几个问题：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里，收入差距也是越 来越大，各项事业的欠账也是很多，比如卫生、教育上的投资。还有我们一直是以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 -现在就是要让这些只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充分就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富人，而这又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 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 -不管是“惟GDP”也好，还是“不惟GDP”也好，都是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各个地方GDP的增长是劳动者和 企业的事情，政府只是起到一个提供发展环境的作用。 - “十一五”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定不能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更不能仅仅寄望于依靠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 。 □本报记者 曹海东 赵小剑 10月1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未来五年是中国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十一五规划”究竟与过去的五年计划有何不同？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体制保证” 记者：“十一五”规划是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延续，而此次更是将“计划”改为了“规划”，那么您如何评价过去的十 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情况？ 林毅夫：“一五”到“五五”时期，我国基本上是从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让我国有了一个独立的国防产业基础，但是这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完成的，付出的代价是效率很低。 “六五”到“十五”期间，我国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 们的效率有所提高，这才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转型中，市场经济和计划体系并存，各种社会问题无法消除，甚至恶化。 “十一五”规划，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宏观调控，另 外建立公共财政、公共服务体系。 记者：中国早在“九五”(1996-2000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总体 来看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您认为原因何在？ 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必须要求有一整套体制来保证。 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必须要求扭曲各种价格信号，而且要求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各种资源。 而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价格扭曲不是一次性取消，虽然现在价格上大部分已经放开了，但是，对一个现代 经济来说最重要的资金价格还没有放开，在这种体制下，资金的价格被压低，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投资的必然是资本比较密集 的产业和技术。 可以说，我们的增长方式没有转变和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完善，资金价格没有放开有很大关系。 企业家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的价格，如果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让企业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 提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灵活的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那么，每个企业家，为了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就会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来生产的 技术。 现实情况是，我国还存在一些价格干预，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是扭曲的，给企业家的信号不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 实际状况，政府还直接或者间接的用行政配置资源。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次“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 周天勇：我觉得转变增长方式，过去“九五”也好，“十五”也好，都是政府热、企业冷；中央政府热、地方政府冷 。为什么呢？我觉得一是法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仅仅是运动式的、口号式的“转变方式”，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法律条文上和 现实生活的执行中。而且有些地方法规分明是在鼓励资源浪费，比如小排量的汽车不能上路等等。这是明显不对的。 第二是没有发挥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比如说石油，8美元一桶的时候企业有什么动力通过技术进步进行玉米 造油呢？价格机制是发现新材料、节约资源的一种动力，内在的动力。类似水、电、气等公共事业的价格，政府应该进行测算 ，采用阶梯型价格设计，在一个基本量之上的量要求消费者加价，来抑制有可能产生浪费的需求。 聚焦“十一五规划” 记者：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受到世界关注，您认为此次“十一五规划 ”中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改革开放初期谁也没有预想到这个可能，当年邓小平同志 提出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大家还认为这是鼓劲，现在25年过去了，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如果 按每年7％来增长，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将只增长5.6倍，实际上，则已经增长了10.3倍。但是，在总体经济增长 很快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十一五”规划的焦点会是在总体发展思路方面做些调整 ，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建立一个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解决当前的矛盾，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 周天勇：我认为“十一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为“十一五”规划中着重提出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调整，然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肯定会排斥劳动力。这就有个既要减少劳动力就业岗位，又需要增加劳动力就业的两 难。“十一五”期间，每年大概会有1000万的农民工从农村出来，再加上国企改革之后的下岗职工、每年新毕业的院校学 生，城镇每年要有2000万的就业压力。而且我粗略计算过，按照目前的从业率计算，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城镇劳动力大 概在4000万左右。1990年100个城镇人里面有56.44个人有工作，而去年是这个数字下降为48.7，14年 间下降8个百分点，转移就业、新增就业、再就业，“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提供240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压力巨大 ！“十一五”规划中也着重谈到了要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连就业都解决不了，怎样解决贫富差距？ 记者：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您认为今后有哪些深层次矛盾值得注意？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我国经济总体水平发展比较快的同时，明显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7美元，是同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我国还有必要继续维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 所有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我们把市 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却相对滞后。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变成 了3.2∶1，比1978年的差距还大。如果把城市里的非货币的收入也计算在内，城乡的差距远远大于3.2∶1，根据 不同学者衡量，甚至有4∶1甚至6∶1。一位前德国驻华大使曾经形象地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同样，即使在城市里，收入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市场化改革以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就业市场化，同时有些能 力较强的人利用市场机遇先致富，更有少数人利用特权和体制的弊端，以权谋私变成暴富。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基尼系数来看，国外基尼系数一般如果达到0.40就是收入不公的警戒线，但是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 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下转第20版上接第17版 除了这些，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是很多，比如，教育上的投入，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不足，医疗费用高，农民收入低，不少农民出现大病马上变成了赤贫。农村惟一的保障是土地，随着经济发 展，失地农民出现，这也变成了各种纠纷的来源。还有环境问题，各地经济发展经常以环境为代价。 记者：现实情况是今年以来对未来的改革路径，学界、业界也存在颇多争论，甚至上升到路线问题，那么您认为在“ 十一五”规划中，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取向将是如何？ 林毅夫：我们现在的改革路径和取向的选择，必须取决于哪一条可以让经济比较快速增长的同时缓解各种社会矛盾问 题。这场争论中不管哪一派观点，用意都是好的，都希望国家早点发展起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也可能出现“好 心干坏事”的情形，我们必须分析我国现在存在的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仅经济总体水平低，而且，还有一大批除了劳动力外没有任何资产的穷人，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 村，于是，城乡差距大。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而暴富的人之外，我国的富人和发达国家的人比较起来还不能说是富， 但是由于改革后，城里也出现了不少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穷人，所以，分配也就成了问题。而且因为穷，医疗保障、教 育等随之出现问题。所以，我国的问题，并不是富人太富，而是我们的穷人太穷。那么怎么让穷人的收入增加，而且是在经济 增长过程中，比富人的收入增长得还要快呢？ 目前这个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比较充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在 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比如纺织业、加工业，就能创造比较多的劳动力就 业机会。多发展这样的产业，穷人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而且，这些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创造的 剩余多，同时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就会大，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 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相对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不断升值，富人有 比较优势的资产在贬值，那么，收入就会越来越比较平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让农村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来， 城乡收入的差距就会慢慢缩小，同时收入提高，污染的行业，工人就会不愿去，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大量边远山区的人也会 转移出来，对环境保护产生良性影响。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达到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就能让我们能够快速可持续发展，而且，按比较优 势，还可以比较好地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这是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如果善于利用这个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再维持20 年、30年的快速发展依然是有基础的。 “政府应该转变自己的行政方式”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转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机制，彻底转变“惟GDP是从” 的发展路径。你认为这种转变能否在“十一五”期间有突破性进展？ 周天勇：我认为不管是“惟GDP”也好，还是“不惟GDP”也好，都是一个误区，因为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地方经 济是由政府来发展的。其实各个地方GDP的增长是劳动者和企业的事情，政府只是起到一个提供发展环境的作用。有些地方 政府太强大，管得太多，企业发展不起来，影响了GDP，或者反之，有些地方政府只管自己该管的事(比如社会保障、环境 、卫生、社会治安等)，企业都愿意到这里来发展，GDP增长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总而言之，政府是不应该亲自去 发展经济的。所以我觉得过去拿GDP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主要领导者的政绩是不对的。 还有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认为后来新提出的所谓“绿色GDP”是一个炒作概念。它的意思是说把环境、生态发展 等一系列指标加入经济指标之中作为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我觉得这个“绿色GDP”在统计和地区比较上是很难操作的，因为 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另外，也无法进行国际上GDP核算的通用。 政府应该做什么工作呢？一是制定法律、规则和标准，比如说哪些可能带来污染的项目和企业在审批的时候就不能通 过。以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GDP的税收需要，甚至允许污染严重的企业存在。今后就应当禁止此类行为，更进一步则是制定 有关污染环境的惩罚性法律法规等等。 第二，就是发挥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民间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要大得多。比如说哪个企业排污，非政府组 织、老百姓是可以起诉你的，法庭上见，这个企业就必须赔偿。第三就是媒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功 能。总之，我认为“十一五”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定不能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更不能仅仅寄望于依靠地方政府的环保 部门。 林毅夫：如果继续以赶超的方式发展，虽然希望以更快的方式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前面我谈到的那些 深层次问题不仅不能得到改善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恶化，结果将会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用政府动员来投资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固然总会出现一段由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这是短期 的，不可持续的。而且，虽然投资很大，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 平就会很低，而且，会滞留在农村，城乡收入就会拉大。 第二，投资这些领域，一般来说是富裕人群，或者与政府的关系很好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人群，但是这些投资不符合 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要存在就只有靠政府的保护补贴，补贴的钱只能来自不投资于 这些行业，收入较低的人群，要收入低的人群来补贴富有的人群的投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且容易出现投资在这些不 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通过贿赂、各种政商关系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的寻租行为，就会出现东亚经济中的裙带资本主义 ，即坏的市场经济。 如此，政府透过财政或是市场干预补贴富人，政府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少，各种矛盾难于缓解，出现 社会、经济危机。 记者：我理解你刚才所讲的意思就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过程中，政府应该从政府主导的经 济发展中退出。 周天勇：对，是这样。政府应该怎样退出呢？我认为就是要彻底清理收费，大幅度地减少各种收费、罚款等行为，从 现在的行政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第二，政府要依法行政，但是法律要民主化。不能说政府通过制定一个又 一个收费项目来“依法行政”。 还有一点，就是应该建立部门规章听证制度。部门规章颁布之前，你要听证，使老百姓的意见能够反映到法规之中， 之后通过人大来审议，这样就会对部门的规章有多种约束。国外的罚款额度都是通过当地会议决定的，而且罚不罚款对这个公 务员的收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反而如果你熟视无睹被举报出来会有被除名的危险，而我们现在很多部门就是通过各种部门规 章来强化部门权力，真可谓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我听说有个例子，有个人将机动车停在商店门口进去买饮料，出 来后市政部门居然要罚他1000元。这就是一个疯狂行为。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三大特征：一个是行政管制，第二是自己 大搞生产建设，第三就是为了部门利益去收费和罚款。 记者：现在有些资源类的企业，比如说煤矿，官煤勾结的案例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领导纷纷入股当地煤矿企业，以至 于煤矿的开工许可证，已经变成一个有价的交易市场。类似于这样的领域，政府应该如何退出市场呢？ 周天勇：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许可证的确是有价格的，是一个有价的交易市场。比如说，一个化工厂要开工 ，必须有排放物污染标准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当你二氧化硫的排放在某个标准内你应该交多少税，如果超过某个标准应该多交 多少税。当有一天，另一家工厂通过技术进步等方式，制污成本大大降低了，那么我就可以把排污许可证转给另一家企业，这 个许可证的确是有价格的，转让费就是它的价格。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应该交给政府的，而不是个人。 第二，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的政府还没有从一个管制性的政府转变成服务性的政府，那么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如果 没有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实在是寸步难行。所以这些老板最后会选择在当地找一个官员入股，由他充当协调各种关系的中枢 ，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企业成本和风险。 转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削弱政府的管制权力，不让他收费，规定任何创收都是非法的，让他干应该干的事，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廉洁的政府。另外，对于资源类企业的管理，可以将招标权、许可权和行政管理权分离。专门成立一个招标管理委员 会，由几十个专家(专家甚至可以聘请外省的)来投票，不卡在你局长一个人的手中，这样就会大大增加行贿的难度和成本。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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