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巴金：这个人珍存一颗良心

　　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有一句话叫做“社会责任没有豁免权”,如果失去了社会责任感,那么人性也就没有光辉了。而良心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文革的反思与自我解剖是巴金晚年最主要的贡献，在《随想录》与《再思录》两本书中巴金对于自我灵魂的拷问让人读来心痛，但这也

正是巴金对于许多知识份子漠视自己心灵、自己精神的回击。他的心灵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纯洁。

　　巴金先生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其间历时八年，完成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巴金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1966年初夏，巴金先生作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忙于会务，7月初在杭州送走外宾回到上海，就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运动”，继而被关进“牛棚”，被抄家，被批斗，开始过着“牛鬼蛇神”的艰难日子。1968年夏“四人帮”举行全市电视批斗大会，批斗巴金，使其受尽人格侮辱。接着他被送到松江、奉贤等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72年他的夫人终于在屈辱中患病致死。1973年7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对巴金宣布了处理决定：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所谓的“发生活费”，只是允许他从被冻结的自己的存款里每月提取一部分钱来贴补家用。）不久，又允许他做一点翻译工作。1975年9月，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英文组。1974年起，巴金先生一直坚持翻译俄罗斯伟大革命家、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借着俄罗斯作家诅咒沙皇制度，来宣泄他对于暗无天日的“文革”时代的控诉。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巴金先生才恢复了做人和写作的权利。

　　巴金到底在忏悔什么

　　著名学者陈思和在一篇《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的文章中说，细读《随想录》中的《十年一梦》，可以知道巴金先生忏悔的主题：“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受‘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所谓的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皮鞭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认为‘造反派’不理解我这番用心感到痛苦。”陈思和认为，巴金先生是在“文革”中“身经百斗”的状况下，为了摆脱难以容忍的侮辱与痛苦，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消极的自我麻醉的权宜措施——通过自我作践自我侮辱来减轻迫害者对他的迫害。后来巴金先生自己也承认：“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他把这种为了自我保护而放弃斗争原则、自愿作践的行为，称作是“奴在心者”，他甚至批评自己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巴金先生严厉地批评自己，无情地自我解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立场上进行的“忏悔”。

　　巴金忏悔的意义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比如巴金起初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证明独立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在后来几篇以“探索”为题的随想中，则明确地提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评价说，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巴金晚年的“再思”

　　“说真话，我并未放弃过手里的武器。我始终在疲乏地奋斗。现在我是疲乏多于战斗。”这是1994年4月2日，巴金老人在赠送给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全集》的最后一卷的扉页上的一段题词。

　　与《随想录》中的忏悔一样让人震动的是巴金在《再思录》中对“讲真话”的强调。在《向老托尔斯泰学习》这篇文章中，巴金说：“我回顾过去，写作一生，我并未尽责，也未还清欠债，半夜梦醒，在床上想来想去，深感愧对读者，万分激动，我哪里来的安静？当然到了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假话……”在《我要用行动来补写》这篇文章中，他又对“讲真话”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巴金研究的著名学者周立民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评价说：“我所读到的是巴老不断地要求自己讲真话，忏悔自己过去说过假话，他的忏悔从来都不是指向别人、要求别人的，巴金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种自剩而那些不断怀疑巴金忏悔真诚和叫嚣‘他忏悔得远远不够’的人反而可疑，要求别人反省与反省自己本身就是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精神境界。”

　　周立民在文章中说，“讲真话”不是一门学问，有时它更是面对现实和面对自我的勇气，是对历史的一份责任感。老人不断强调的是讲了假话不能随随便便就忘掉，他晚年一直在说“还债”，这个“债”是有据可查的，即便是在特殊的年代说了谎也应当有一种羞耻感。当大家都认为那个时代说几句假话、应付过场是风气使然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人性中那种惰性的纵容，它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承担应属自己的一份责任。有人在文章中说：“巴金先生仍停留在说真话而非实事求是的层次上，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说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真话，这样的真话才有价值。”这话值得警惕，他们对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它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还因为巴金没在每一篇文章的后面详细说明并“请求宽吮，就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缺乏道德勇气。依据这种逻辑，其实这些人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巴金的许多岁月和我们是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手模（新闻编辑：）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手机上新浪随时了解神六进展　短信看世界与航天员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