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感动中国

　　8月7日早晨，我们敲响了位于成都玉林小区芳草西一街李致家的大门。大门内先是传出几声犬吠，不久，门就开了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带微笑，从门里面缓步走出来。他就是李致。他领我们到楼顶书房兼会客厅。李致是巴金的亲 侄，他叫巴金四爸，他心中的巴金是怎样的呢？

　　白桦(以下简称白)：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巴老时的情形吗？什么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

　　李致(以下简称李)：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 11岁以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他第一次回成都，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 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 大墙西街跑。第二次见面是1942年，当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 家独院。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我和邻居的孩 子们都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 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你不要叫李国辉，叫李国飞吧！”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没有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 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的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 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白：巴老哪个方面对您的影响最大最深？它是否对您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过关键性作用？

　　李：“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 巴老对文学的见解。巴老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说：“我写作 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老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我的青年时代，巴老的《家·春·秋》反 封建礼教，反封建制度，都曾给我以很深的感触。“文革”以后巴老写下的《随想录》，是给我带来影响较为深刻的著作，里 面的独立思考性很强。

　　白：您也是一位作家，巴金的文学思想对您产生过影响吗？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

　　李：我是巴老的忠实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了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 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

　　1993年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之后，我陆续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还有一本手卷《足迹》正在完成当中 ，都是以纪实手法写的，我坚持以事实说话，不搞一点艺术加工。

　　我说我信仰巴老的许多主张，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 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1941 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疟疾，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 。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一是我。由于分隔两地，我们 之间常书信来往，大约一共有300余封信件。

　　我与巴老之间，既是情同父子的叔侄关系，又是相互理解的朋友。

　　白：您刚才说到了，你们情同父子。

　　李：是的。我们之间感情很好。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有享受过什么父爱。

　　记得四爸第二次回成都。我就和四爸住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 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这时，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到很晚，但我不知道 ，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手轻脚，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 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 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白：经历过“文革”之后的巴老立即就投入了繁重的写作工作当中，巴老写作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您认为是什么 在支撑他？

　　李：巴老曾对我说，人要有信仰，社会才有希望。我坚信他的话。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 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么身体力行的。早年巴老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也如此，毛泽东也如此。1945年 ，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 主义”这个称谓就是对巴金的长期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老曾对我说：“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 ，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

　　白：那也可以理解为是读者在支撑着他的写作？

　　李：可以这么理解。他写作是因为他有话要说，有感情需要倾吐。他把读者当成他的“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 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白：目前巴老病重已不能说话，有传言说您是巴老的代言人？

　　李：这个问题，我想郑重地说明一下，尽管我与巴老的关系很密切，但从来不是巴老的代言人，迄今为止，我也没有 受到过任何来自巴老子女的委托，担任巴老的“代言人”。我写书、演讲、接受采访，都是通过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而言的。

　　如果说，担当他的“代言人”，我倒是担当过一次。1997年，我随省川剧团去日本演出，巴老很关心出访演出， 他给我来信道，“知道你们访日演出，我很高兴，日本有我的很多朋友，你替我去看望他们……”(笑)

　　白：巴老对川剧艺术十分偏爱，对川剧艺术有很高的期望，您作为他的侄子，又是四川省文联主席，您是否想过帮他 完成这个期望？

　　李：我在1982年底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主要分管文艺工作，着重抓振兴川剧。我也写过一本谈川剧艺术的书。 (指着书架上的书)

　　并不是作为他的侄子我才做振兴川剧艺术的工作的，我本身也很喜欢川剧。曾经有个上海的记者就问过我一个问题： “作为巴老侄儿的身份给您带来了什么？”我对这个记者的问题感到非常奇怪，我从未想过巴老侄儿的身份为我带来了什么， 但是我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说：“如果非要说巴老侄儿的身份给我带来了什么，那就是老有记者来采访我，一、浪费我的 时间；二、借了我的照片不还。”(笑)

　　访谈结束的时候，李致一再问我们对问题的答案是否感到满意，并亲自送我们出门。

　　我们做访谈期间，李致接到远在美国的女儿打来的电话，他没有回避我们，和女儿开着玩笑。他笑着对我们说，虽然 已子孙满堂，自己却是个空巢老人，所以照片成了他最珍视的宝贝。70多年来，李致接触过不少人，也经历过不少事件，曾 为之喜悦和痛苦，难以忘却。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他说自己需要倾吐感情， 并借此对自己走过的路作出回顾，对自己的过去作出剖析，尽管它并不深刻。

　　“讲真话，讲真情，”这些都是看重做人的巴老对他的言传身教。(采访／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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