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李宇春

　　-本报特约记者 林嘉澍

　　“我很注意‘粉丝’们的反应，他们的表现让我想起了新闻片中美国女孩初次见到猫王或者披头士的情形——鼓掌、尖叫、双腿发软以至于昏厥。”在《时代》周刊北京分社附近的咖啡厅中，翟淑珍(Susan Jakes)聊起自己观看“超级女声”的体验。对她而言，这确实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

　　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和境外媒体的煽风点火不无关联。国内的主要报刊在6月份迅速跟进“超女”选题，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今日美国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两份报纸的影响。当时采访天娱公司，提及此事，董事长王鹏说：“被他们报道了不是什么好事。在国内很多人看来，美国人喜欢的都是不好的。”

　　“超级女声”落幕一个多月后，10月10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为国内媒体再次注入了一针“超女”兴奋剂。历经波折，“李宇春登陆《时代》封面”从传言变成现实。就像水珠滴进油锅，传统媒体、门户网站、论坛以及形形色色的博客在一夜之间将目光对准了这份久负盛名同时也饱受争议的境外媒体。

　　翻开这本“2005年亚洲英雄”特刊，在第56页《李宇春：因追求自我而受宠》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记者的署名，Susan Jakes。1997、1998两年间，年轻的Susan在北京和哈尔滨学习中文。现在，她已经在《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工作了3年，此前还拥有在香港《时代》周刊亚洲版编辑部的2年工作经验。

　　尽管这只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但是在前往采访地点的路上，我依然担心自己是否会碰上一位脾气刁钻、性格古怪的美国记者。只是见面后简单的几句寒暄，这个无中生有的念头就被迅速打消。“我的生活？呃，其实很无聊的。卖命工作、回家做饭、种花养草……仅此而已。”Susan的亲和力让人想起办公室里天天碰面的邻座同事，借用“超女”评委柯以敏的评语：“Very very nice”。

　　“应该首先声明一下，如果要问‘为什么你们选了李宇春’，你得去采访我的编辑。因为这个也不是由我决定的。”调侃之间，Susan已经猜到我们的关注焦点所在。在轻松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了这次夹杂着中文、英文和笑声的来访。

　　时代人物周报：《时代》亚洲版如何界定“英雄”这一概念？

　　Susan：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我们执行“亚洲英雄”这个项目已经四年，但每次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没有具体的标准来评判谁才能算得上是“英雄”。

　　评选过程说不上随意，但还算是比较轻松。在着手制作每年的特刊之前，编辑都会给所有记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好吧，你们可以开始向我推荐一些人了”，但最后究竟花落谁家，都是由编辑从中遴选，而且他们每次都尝试着在选题中融入各种不同类型的报道对象。

　　时代人物周报：每年的特刊中都会有多位“亚洲英雄”，其中谁能登上封面？

　　Susan：考虑到市场因素，每年的“亚洲英雄”特刊都会针对各个国家推出几种不同的封面——比如今年就有中国、日本、韩国、南亚、印度五个版本。在我看来，能上封面的“亚洲英雄”往往拥有一张极具吸引力的面孔。虽然选题涵盖各种各样的人物，但能登上封面的通常是运动员或者娱乐明星。封面人物并不意味着是“第一名”，只是因为我们选择每位“英雄”都格外认真，所以也希望能有一个打眼的封面，让读者来把杂志里的所有故事一起买走。像这一期南亚版的封面就是选择了在海啸中英雄的生还者们。

　　2003年的“亚洲英雄”特刊中，有篇关于一位中国老作家的文章，非常感人，但那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却最终选定了周星驰。

　　时代人物周报：那你会不会觉得《时代》亚洲版选择“英雄”并没有美国《时代》选择“年度人物”那么严肃？

　　Susan：不能这么说，其实两者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标准。很多年以来，“年度人物”都会选择那些在当年的新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闻制造者”。但当我们选择“亚洲英雄”时候，这些人不一定要出现在当年的新闻中。比如几年前我写过马友友，他不是新闻人物，却称得上是“英雄”，因为他在西方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今年我写陈桂棣和吴春桃，他们也不是2005年的新闻人物。但是这些人都有共同的品质——勇敢、成绩卓著并对该地区其他人有激励作用。

　　时代人物周报：湖南卫视拒绝了《时代》的采访，当时你的心情如何？

　　Susan：有些失望。因为我之前始终认为采访李宇春会是一个令人振奋而难忘的经历。我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采访。

　　时代人物周报：那么你是否认为，如他们所想，在这期“亚洲英雄”特刊中，李宇春被赋予了过多娱乐之外的含义？

　　Susan：不，我不这么认为。在中国，很多电视选秀节目的获胜者都不是由观众自己选出来的，“超级女声”给了观众这样一个机会去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选手。我们始终在关注国内各方面对这个活动的反应，包括大众传媒、包括论坛、包括博客。我并不会有意地将其置于某些特殊的层面进行解读，但是从大陆电视观众、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学者在这段时间内为“超级女声”所做的注释来看，我们并没有为这个比赛机制“赋予了过多的含义”。

　　时代人物周报：即便如此，在这期《时代》亚洲版问世以后，还是有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了反对意见，你如何看待？

　　Susan：很正常，我并不惊讶。而且我此前已经与许多中国朋友有过交流，他们确实很看重《时代》的封面，也很在意李宇春上《时代》封面这个事情。她作为一个“反传统偶像”，本来就是充满争议的焦点，很多人对她成为“亚洲英雄”颇有异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当时之所以选择李宇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评选“亚洲英雄”的时候，中国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李宇春的报道，没有可能不去关注她。我们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为之疯狂。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为什么中国读者会对《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如此看重？

　　Susan：从我个人看来，《时代》是美国最重要的主流读物之一，很多中国读者因此将其视作“来自美国的声音”。不少中国朋友在碰到我的时候，都会提起邓小平两度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事情。中国人很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解读《时代》“亚洲英雄”

　　-平客

　　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亚洲英雄”是《时代》亚洲版一年一度的大制作，针对当年亚洲区域内的热门人物进行总结与评述。全球媒体对亚洲的日益关注是这个评选的大背景，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亚洲，而亚洲的中心则在中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然，这背景之下，定义为“亚洲英雄”，而不是“亚洲风云人物”之类的字眼，自然有其特殊含义。

　　在中国人的眼中，“英雄”这个词不同寻常，多与热血沸腾或壮志豪情联系在一起。而《时代》定义的“亚洲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英雄观。

　　你看看今年的这几个“亚洲英雄”，清一色的年轻面孔，昭示了新鲜与活力。你也可以在历届“亚洲英雄”的入围名单中，看到这股扑面而来的年轻活力，它一扫往日《时代》封面人物或年度风云人物的老气横秋。无论2004年的“亚洲英雄”刘翔还是今年的李宇春，都是活力的代言与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眼中的“英雄”首先具备了一定的摧枯拉朽的颠覆性，只有年轻人才有的颠覆性，这也是亚洲这块土地上悄悄发生的观念变革的前哨。关于李宇春的“英雄”内涵，《时代》给出的定义再清晰不过，“李宇春确实拥有更多含义：她代表了张扬的个性，这就是她成为全国偶像的原因。”

　　《时代》眼中的“英雄”同时具备相当意义的民间性，这些英雄根植于民间，又回归到民间。在今年度的“亚洲英雄”中，李宇春的民间性昭然若是，几百万选票是最好的佐证，同时，我们也看到她迅速成为全国偶像后的低调，正如《时代》周刊遇到的情形，李宇春和他的经纪公司不管出于怎样的审慎考虑，婉言拒绝了《时代》记者的采访，而李宇春这个“英雄”至少到现在还保持着她的亲民色彩，在“超女”中，她毫不做作的表现为她赢得了更广泛的赞誉。而成为今年《时代》“亚洲英雄”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更是当之无愧的民间代表人物，他们的《中国农民调查》正是中国民间声音的最强音。《时代》这样写道：“他们在陈桂棣的家乡安徽用两年时间进行了深入调研，‘看见了无法想象的不幸’。”在今年度的“亚洲英雄”中，张静初则取代了章子怡，让我们可以窥视中美文化的细微差异。在美国人眼中，这两位张姓女子都具备了十足的传奇性。

　　走上《时代》封面或成为《时代》评选的“亚洲英雄”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该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基本上这没有一个定论。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里，任何声音都不足为怪。只是，不偏不倚的审视角度也许该是这样的：西方媒体看中国的角度越来越趋向于平和了，这将是一个东西方的重要沟通渠道，沟通就是让误解与偏见越来越少。更何况，《时代》这本老牌杂志的影响不可小瞧，即便“仅仅”是亚洲版。

　　李宇春因追求自我而受宠

　　-作者Susan Jakes、Nicole Qu

　　中国的影像工业造星乏术。尽管有若干影星占据银幕，也有少数摇滚歌手可以炒热体育场，但却鲜有电视荧屏上的面孔能够真正出位。即便是在国家娱乐活动及电视晚会的歌唱环节中，也总是看见一些换汤不换药的风尘女子、沙哑的男低音和貌似愉悦的跟班。

　　而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名叫李宇春的21岁四川女生会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流行偶像。8月，李宇春在湖南卫视那档类似“美国偶像”的歌唱比赛中胜出，并赢得了她独一无二的称号：“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赞助商是做酸酸乳的)。这个节目吸引到了中国电视史上最大的观众群。当比赛日趋白热化，媒体就像面对一场战争或是辛普森案那样对比赛进行了报道。在总决选中，约4亿人收看了电视直播。

　　被李宇春的狂热歌迷们追捧的歌声经不起推敲——那只是种漂移在雪儿(Cher)和你还没上初中的小弟弟之间的音色。而作为一名舞者，她也强不到哪里去。“超女”评委黑楠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她是六强中唱功最差的。”但是请注意，她依然赢得了最多的观众选票。

　　实际上，李宇春现象早已超越了她的歌声。李宇春所拥有的，是态度、创意和颠覆了中国传统审美的中性风格。在那个从15万人中选出15人的预赛阶段，李宇春身着宽松的牛仔裤与黑色带扣衬衫，素面朝天并带着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演唱《太空星尘》(Space Oddity，1969年发行，译者注)时的发型和体型登台亮相，演绎了台湾男歌星刘文正的著名老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海选过后，李宇春又翻唱了许多为男歌手创作的歌曲并认为自己“像个男生”。对教条的不屑一顾引来超乎意料的反响，每当李宇春登台亮相，她的“粉丝”们总会泪洒现场或是惊声尖叫。

　　李宇春的胜利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在决赛当晚，类似“美国偶像”的运作方式吸引到超过800万张短信投票。此后数周，大陆媒体围绕着这种节目模式展开了争论。“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但毕竟中国能够实际的完全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机会是比较少的。”《China Daily》的社论发问：“为什么一个模拟民主的比赛机制却选出了唱功最差的歌手？”当李宇春准备和其他“超级女声”展开全国巡演的时候，她的经纪人并不愿意在此层面上谈论这档电视节目和李宇春的胜出。湖南卫视拒绝了《时代》周刊的采访，也不允许对李宇春进行拍照。经纪公司非常担心这篇报道会给李宇春扣上艺人以外的帽子。但是，李宇春确实拥有更多含义：她代表了张扬的个性，这就是她成为全国偶像的原因。

　　张静初 表演的激情

　　-作者Hannah Beech

　　作为中国名牌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张静初不知道如何成为一棵树。看着她的同学们用夸张的肢体语言诠释着橡树、柳树和桦树，张静初像双脚生根一般站在地上——但显然是种与树木无关的风格。“我害怕极了”，她说，“体内有无限的激情，但却不知道如何将其释放出来，如何进行表演。”

　　从那以后，国际观众开始频繁地看见她的身影——从在柏林电影节上夺得最高荣誉的成人故事《孔雀》，到作为8月份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的《七剑》，两部影片正在告诉我们，这位25岁的中国女演员奖如何释放她的激情。张静初并不是在表演，她像一束眩目的光芒让镜头为之守候。尽管张静初和中国那些千人一面的美女演员多少有些雷同——纤细的身材、水汪汪的大眼睛、刀锋般的颧骨，但是她纯熟的演技却足以令其迅速地从其他女孩中脱颖而出。而且，从她流利的英语也可以看出，章子怡将不会是惟一一位获得全球赞誉的“Zhang”姓演员。在这样一个刚刚复苏并急于同世界接轨的国度里，张静初将会成为最好的文化纽带。

　　张静初的下一个计划将是横跨东西的文化合作。芬兰导演阿妮拉邀请张静初出演芬兰史诗《玉武士》，并在其中融合了功夫和中国神化等元素。张静初希望该片能够“让欧洲人明白，中国女性虽然相貌端庄，但是却与西方女性同样坚强”。她的父母曾经希望女儿能够从事一个更稳定的职业，比如留校任教，但是张静初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这代人更希望规避风险，”张静初说，“但是我这个年轻层的人，却必须尝试新的、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因此，我们也才能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

　　江志强华 语电影之冠

　　-作者Bryan Walsh

　　好莱坞制片人中流传着一条铁律：“不要在拍电影的时候拿自己的钱冒险”，但前提条件是，有其他人愿意为你的计划埋单。1999年，没有投资人愿意为那部由艺术片导演执导的中国武侠片《卧虎藏龙》投资。所以，当《卧虎藏龙》的全体演职人员已经在新疆准备就绪，制片人江志强用自己的钞票填补了资金空白。“我曾经数次濒临跳楼自杀的境地，”52岁的江志强回忆，“真的非常恐怖。”制片工作得以稳步推进，资金也终于盘活，《卧虎藏龙》在全美获得1.28亿美元的票房，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不错，投资来了。

　　当然，你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江志强的名字，而这位腼腆的电影制片人确实也为此相当受用。“我有幸与伟大的导演和演员合作，”他说，“我只是个幸运的家伙。”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十面埋伏》，这些世界票房过亿的影片都是由江志强担纲制片。显然，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在江志强的运筹帷幄下，华语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知道如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赚钱。”香港老牌制片人施南生说。

　　江志强的父亲在香港拥有自己的院线，并组建了Edko影业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为独立电影提供发行服务。在1989年子承父业之后，电影成本急剧上升，但质量却开始下跌，可他的电影产业链(目前在香港拥有12家影院，在大陆拥有6家合资影院)却依然需要放映电影。于是，江志强转而投身电影制片工作。《卧虎藏龙》是他的第一个大工程，而最新的产品则是10月份在东京电影节上映的张艺谋新片《千里走单骑》。

　　而在将华语电影带给西方观众之外，江志强的真正目标是缔造一个自给自足的泛亚洲电影市场。“亚洲电影的未来必须掌握在亚洲自己的手中，”他认为，这个未来需要依靠优质高产的本土电影奖观众从盗版DVD摊拉回电影院。“我正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这些优秀电影。”江志强说。

　　陈桂棣&吴春桃 难得一见的佳偶

　　-作者Susan Jakes

　　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书名里有三个单词：“中国”、“农民”和“调查”——黑色粗体字印在亮黄色封面上，就像是路边标有“前方危险”的警示牌。在书中，这个夫妻团队对中国当下的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他们以此作为文章的开篇，被贫穷和渎职侵袭的农村、农民因维护自身权益而遭到来自腐败势力的威胁、地方保护势力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的做法在书中得以还原。

　　2004年1月在中国的书店里出现后，《中国农民调查》立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本两个月前在《当代》杂志上刊登的调查文学实现了将近10万册的销量，在两个月内两度售罄。他们在陈桂棣的家乡安徽用两年时间进行了深入调研，“看见了无法想象的不幸”。

　　据陈桂棣说，超过800万册盗版图书在街边小摊和地下通道出现，电子版本在因特网上大量传播，夫妇俩位于合肥的家中堆满了来自读者的信件。他们获得了德国的优利乌斯报告文学奖，而《中国农民调查》的英文版本也会在明年春季登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去年，陈桂棣和吴春桃被原安徽省临泉县县委书记张西德告上法院，要求赔偿20万元名誉损失。北京的律师专程赶来免费为夫妇俩辩护。在2004年8月为期4天的审理过程中，曾经被迫逃往外地的农民回乡为陈桂棣夫妇出庭作证。

　　1991年，陈桂棣和吴春桃在一位作家的工作室中相遇。当时49岁的陈桂棣已经是小有成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拥有宽厚的肩膀和舞台剧演员的体型。而比他年轻20岁的吴春桃，则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不久后，他们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在报道文学上取得了成就。两人都出生于农民家庭，并在摆脱贫穷之后重新审视困境。当新的税收政策在2001年出台时，他们决定去亲自检验政策的执行效果。陈桂棣夫妇将刚出生的孩子留给亲戚照顾，花费7000美元完成了他们的调查工作。

　　“有些事情正在不断改善，”陈桂棣说，“但是依然有许多问题等待报道。我们会继续写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东西。”

　　《时代》封面上的中国

　　-李辉

　　几年来，我一直在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资料。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

　　2004年，《时代》报道了中国“另类”青年的现状，采访了春树、韩寒等一批“80后一代”，并挑选春树作为该期的封面人物。当时，《新京报》曾刊载文章说：“美国《时代》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文化现象。美国《时代》涉及中国的封面既包含中国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和重要人物，也有周星驰一类大众的文化偶像。”

　　此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其实却需要特别指出，《时代》有美国本土版(即面向全球的主刊)，也有亚洲版等各种区域性质的地方版，正如同在中国，有的报纸在主报之外，也有华东、华南之类的不同地方版，虽用同一名称，但地方版却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读者对象来决定办刊方针和风格，从而其选择就有了不同标准和区域性限制。以往一些影视明星如巩俐、周润发、周星驰等曾被选择为亚洲版《时代》的封面人物，而不是《时代》的主刊。主刊《时代》关注的则是具有世界性的事件，封面人物因而更多地侧重于选择政治性人物。

　　我这里要说的是《时代》主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

　　自1923年3月3日创刊以来，《时代》就对报道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它的主要创办者、老板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山东出生并长大，在他执掌《时代》的数十年间，他与中国的这一历史渊源和传教士家庭背景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刊物对中国的关注。这一影响也延续至今。截止2002年《时代》创刊80周年，《时代》封面上与中国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大约有60次左右，在几千期刊物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美国、英国等几个欧美国家之外，这又并非一个小数目。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1924年，在创刊一年多之后，《时代》选择了这位当年的风云人物。在以后的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一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卢斯本人、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上世纪70年代首次访问中国的尼克松等。

　　读过一本专门研究《时代》封面人物的专著《谁在〈时代〉封面上？》(Who’s On Time？)，作者Donald J.Lehnus研究的是1923—1977年封面人物。作者写道：“这项对2814个封面(自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的研究已经表明，《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了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了美国社会生活，代表了科技与艺术，代表了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如果从过去可以推知未来，那么《时代》的读者们确信《时代》的封面不仅仅会继续关注所有重大的事件，关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探索，还将会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男性和女性，名扬天下的或臭名昭著的。54年来的封面都是如此，未来必将延续这一风格，直至《时代》不复存在。”

　　作者还有句话说得很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当我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背景广阔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画卷。

　　几年来，我一直在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资料。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不同年代的不同人物，将之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一个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工程虽浩大但却充满诱惑。我无法抵御这个诱惑，在奢望中我终于开始了这一写作，希望早一天能够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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