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的感觉。艺术的永恒性固然受到当代西方文学论的质疑，但是，伟大的艺术的标志却是跨越历史语境的，在作者的肉体已经化为青烟，作品中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条文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学经典。而这种永恒的感染力的奥
秘在于，形象的与日俱增的可阐释性。
写作《家》时，巴金二十七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不但是觉慧，鸣凤，而且是觉新，都没有改变年轻的容颜。
但是，正是这个巴金，当茅盾、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都沉默了以后，他却很快唱出了英雄主义的颂歌，带着鲜明的宣传色彩，这是因为，他早期本来有一种英雄的热情，这在最早的作品《灭亡》中表现得很明显，不过那是孤独的英雄。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他放弃了个人化的英雄人格。他把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的热情孤注一掷。他是真诚的，然而，可以想象，绝对是不轻松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大作家中，也许是惟一的一个，拥有安那琪（通常称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体系。
虽然，1940年底，他在《火》第二部后记中这样说：“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琪’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琪’却是两样的东西。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琪’，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在来自国统区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产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在创作上保持着沉默的茅盾几乎形成对比。他的热情甚至还使他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对新时代、新话语机制的感情投入是惊人的，比之活跃的老舍更为到位，老舍始终没有学会写新式的英雄。他写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拙幼稚的。从这里，读者可以想象巴金当年下了多么大的狠心来实现这个精神和艺术的转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文革”噩梦结束以后，他在中国作家中特别提出要“忏悔”，而且付诸行动，在《随想录》中他进行了公开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这里，读者可以感觉到克鲁泡特金式的自我牺牲和觉慧式的纯洁。也许从散文的审美价值来说，其艺术成就，包括他“讲真话”的艺术纲领，并不具有非凡的独创性，和他早期觉新式的人物形象的辉煌群体还有不可比之处，但是，从当代文化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来说，却向后代显示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的尊严的代价。其中的奥秘，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断解读的课题。
□孙绍振（福建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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