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文彪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指出，目前中国经济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要警惕中国经济过早地进入“日本病”的怪圈，而要防范“日本病”出现，就须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户籍制度(10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
所谓“日本病”，李稻葵作了这样的概括，即“国内消费疲软，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储蓄太高，依赖高速增长的出口以及贸易顺差来支撑经济增长”，而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即如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所出现的景象，即“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出口，然后出现国际社会对本地货币升值的强劲挤压，强劲的压力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进入之后又造成资产价格上升，然后银行体系出现了很多隐患，这些隐患短期内表现不出来，长期之后一旦暴露就会出现泡沫破灭，使整个宏观经济进入萧条期。”(同上)
在我国当前，防范出现“日本病”，即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需要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否则对于未来预期支出的忧虑，必会普遍抑制国人消费欲求。同时，必须明确政府在教育等基础性事业上的责任。比如，加大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既能让更多国民接受良好教育，为国家发展、振兴准备国民素质基础，也能因为国人预期支出减少，达到持续扩大内需的效果。另外，房价的持续不正常上涨，也会在很长时间跨度内抑制消费，而房产市场涉及公民居住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简单适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决定了政府在满足国民对住房的正常需求上责无旁贷。如果政府通过实施调控政策，将房价控制在与国民收入增长大致相符程度，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刺激各项国内需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也不可忽略我国的特殊国情，即当前农民依然占到我国国民的绝大多数，所以，离开农民谈消费意义不大。只有农民需求普遍增加，国内需求才算真正启动。而且当前城市居民消费已达一定平台，所以当前扩大消费的重点应放在启动农民消费需求上。正因为如此，普遍提高农民收入，才是当前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扩大内需与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这之中先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农业生产的低收益特性，决定了不管农民政策多么到位，给予农民多少人性化关怀，只要农民还主要是在从事农业生产，其收入就难以得到有效提高。而工商行业利润的相对丰厚，及城市相对要多的机会，也指明了只有农民进城才能富裕农民的基本路径。世界富裕国家的发展史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镜鉴。
但当前严密的传统户籍制度横亘在农民与城市之间，阻碍了农民进城的步伐，不但使许多农民在城市前止步，而且大量农民进城后又不得已回流乡村。富裕农民进程的减缓，也就使得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以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所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户籍制度，是扩大内需、防范“日本病”出现的必要条件。因而，无论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就农民的普遍国民待遇而言，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同等户籍权利，均具事关全局的战略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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