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延文融入台湾300年历史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0日17:55 中国青年杂志 | |||||||||
|
新闻背景：2005年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日 1895年4月，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 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全台震骇”。台湾诗人丘逢甲出任全台义军总首领，刺血上书“台湾士民，义不服倭”，台民 “愿人人战死而割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海峡两岸士民奋起反对割台，形成民族觉醒。1895年10下旬，台湾岛内大
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波茨坦公告》后再次宣告：“台湾人民原系我 国国民，由于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25日起， 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自此，台湾在经历了50年日据后正式回归祖国。 阎延文，文学博士。自1995年开始，历时10年创作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 话》《青史青山》(后者在创作中)，三部作品共140余万字。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以历史小说的形式为中国台湾著书撰 史的人，不是台湾本土作家，不是某个历经沧桑的长者，而是阎延文，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女子。 采访-本刊记者 亓昕 阎延文推开窗，那个春天的午后抒情地下着碎雨，她觉得天空忽然很近。 一秒钟以前，她作了一个决定，由此为自己选择了一种命运，多年以后的此刻，她宁愿相信是那种命运选择了她。 那个午后的雨滴作证：选择的瞬间她与命运匆匆会晤，她交付了青春，命运归还她热爱。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热爱流 亡了多久。 未来数学家 阎延文，1972年北京制造。 小学毕业那年，与全北京300多尖子生一起参加第一届“幼苗杯”数学竞赛，成为全校唯一获奖者，进入中国人民 大学附中理科实验班，也就是少年大学班(后改名为“华罗庚数学学校”)，成为全国第一批特殊教育的实验品。 一种比成人世界更惨烈的竞争开始了。每个月底，那必然要抄整整一黑板的名次与成绩，像小小的尊严被量化示众； 末位者出局，她曾偷偷羡慕过那些黯然离去的孩子，在氧气日渐稀薄的班级里，小说是唯一的安慰。 无疑，这个数学家的摇篮，拒绝爱读小说的异端。桌子底下的小说，被没收，再换一本，又被没收。什么时候可以放 到桌面上读？什么时候？不幸的是，连这诘问都来自桌子底下。 青春期尾随而至，叛逆暗涌——越来越想逃离数学，投奔“他者”怀抱。那时的他者自然是理的对面——文。 可这投奔并不光明，中学四年(初中高中分别为两年制)那不过是她自己藏匿的巨大秘密，仿佛梦被阉割，只剩下想 。 高考前夕，一次摸底考试排在了整个海淀区的前30名，终被“大人们”问及所谓理想。“不，不读理科，宁愿读文 理兼收的专业也不读理科。”人民大学这一年的文理兼收专业是国际金融，那可是红得发紫的专业，她还是摇头：“不，坚决 不读！”因为在金融小说里获知的真相是，所谓金融者，“无非整天拿着大哥大，在那儿干着急。” 很快又被告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特招名额。北师大招生办老师对她进行了“跟踪”，结果很满意；可是中 文系有异议，因为“本系从未招过理科生”，所以要测试一下该生实际写作能力。 班主任有点不平衡，“这样的好学生都是抢着要呢，还要测试……”当化学老师的妈妈也不大情愿，“咱还是考生化 专业吧，那才是傍身之技……”只有她自己是喜悦的，中文，中文系，那是正大光明铺在桌子上的小说，那是思维狂野的自由 ，那是失散多年的美梦。 那个下午，她奉命前往北师大中文系考试，考场在办公室，考生只此一人，考题是任选其一的两道命题作文《春天》 及《我对教师工作的看法》，时间为两小时，字数2000。 《春天》写完后尚余一小时，继续写另外一篇。那个后来她经常光顾的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里，希望她“最好不过” 的妈妈在毫无心理负担的情况下全情投入地读着报，几盆植物长得尽兴潦草，她握笔的手心有细小的汗珠……“圆梦来了，所 以写得恣意”，又因为这四年里积蓄了太多微妙的躁动与渴求，两个小时，像找到了一个出口，那么舒服，那么乐意。 两天后，系里老师打来电话：两篇都是一类文，这个孩子，不是写死文章的，她有思想。接电话的妈妈异常失落，马 上追问：试也试过了，能否让她读生化系？ 爸爸终于发言：让她按兴趣选择吧！ 就是这一句话，多年以来糊在一个未来数学家身上的泥壳，嘎嘣嘣骤然剥落。我可以去做那个我想成为的自己了？ 谁知梦的尾巴一闪，再次逃匿。 青年评论家 第一天上课，听到的第一句来自“中文课堂”的话是：如果你想写作，不要到中文系来；中文系不会教你当作家，而 是理论家！ 那一刻的感受是——“轰毁”。好像千辛万苦求得一张船票，上的却是车。小说，还得在桌子底下。 妈妈也依然执著，除非你第一学期考第一，否则要么转系，要么重考。 一面是轰毁，一面是压力，她选择了驯顺。看似妥协，其实是坚持，因为如果不这样，“那样”也就没有可能。 于是再次“割梦”。只是这一次甘愿抱残守缺，只当是暂时割据，吾身已在无涯疆域。 一个全系最小的学生，一只全系最大的书包，一辆赶往图书馆骑得最快的自行车，一个一再错过拼命追赶的梦……本 硕读完再读博，待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时，已发表了百余篇理论、评论文章，被誉为最年轻的文艺评论家了。有男生 在毕业时的散伙饭上诉苦：这些年，你令我们太累了。 是有点累，她暗想。 16岁开始投身于此，不是没有快乐，理论自有它的魅力；更何况，中学四年完全停滞的身高忽然突飞猛进，这极大 地教育了理科出身的妈妈，路障基本扫清——可是，几年过去，曾经与之迂回的那个梦，已凝为沙砾，结石一样埋伏于心底， 那是一种一直在错位的痛！ 某天，与一个作家聊天，作家说的不算客气：你们这些评论家，不过是卖鱼的，把我们辛辛苦苦喂养和打捞上来的鱼 按部位切割，分成头尾中段，它已经不是有机体了…… 她惊醒，卖鱼的？我本来该是养鱼的呀！ 就在这之后，那个23岁的春天午后，终于遭逢“台湾”，创作，这个她气喘吁吁追了十年的梦，终于肯与她共舞。 作家 记者：如何遭遇“台湾”？ 阎延文：现在想来我觉得那一天有如神启。 那是1995年，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时，偶然接触到了台湾文化史。 那天，我在读《普天忠愤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奏折诗文总集，编者注)，读到诗人丘逢甲等人的奏折，那些奏折 堪称美文，我感觉到他们不是以诗来写，而是用生命写就的，我深受触动，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平时离我很远的历史就在那一 刻离我很近。我觉得我与那段历史、那些人物忽然有种交流。 我知道邓世昌，但是我不知道丘逢甲；我知道他是个诗人，但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书生，他竟然还是全台义军总首领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我当时太惊讶了！这样一群人，被深深地埋在历史中，我要去呈现他们！ 我起身去打开窗子，觉得天空也很近，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有那么一大段历史，从来没有人写过；人们与 那段历史相隔了百年，这100多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人们来不及去听他们的声音，而在这个偶然的时刻，我听到了 ，我看到了，我想这是一种启示。 记者：激动过后接踵而至的是什么？ 阎延文：是我一直被压抑的那种渴望。我本能的想法是写一段文学史的东西，可是在打开窗户的一瞬间，我忽然想： 为什么我还要以一种“割鱼”的办法去把历史割裂呢？这样写出的东西仍然不是有机的，我要创作！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去还原 那些人，那段历史！ 记者：但是史实资料断简残篇，你几乎无可借鉴，这就意味着想像力会相对匮乏，怎样做到让那些人物从历史中缓缓 走来，呼之欲出？ 阎延文：开始写作时一切都是混茫的状态，没有人给你一个范本。你要写的历史人物太模糊，比如要写慈禧，她很具 像，你甚至可以到颐和园去走走。可是有关丘逢甲、刘铭传他们的史料记载非常少，他们是如此抽象，遭遇的时候很局促。 我们所读的历史很少提到刘铭传当台湾巡抚这一段，文学作品里也几乎没有。可是我发现他是那么有声有色、虎虎有 生气的一个人，一个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又很有男子汉气息。他为了在台湾实行改革，最后还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决裂，尽管历 史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那么怎么写他？什么样的性格才是刘铭传？有一天，写不出来了，忽然看见父亲在那儿看报，看的好像还是国外的报 道，他的样子很包容很享受，我忽然想，刘铭传和父亲一样都是行伍出身，脾气都很大，但绝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都很有 追求很有思想，我就想化文为武，从文化角度去写一个有很大弱点又有很大冲击力的刘铭传可不可以？后来父亲看过书后说： “刘铭传像我！”(笑) 写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当你写下来之后，人物自会有他自己的规律，越写他自己就越会形成一个途径，写到后来他们 已经不受你的控制了。 再比如写丘逢甲，一直到交稿的时候，编辑就在一旁等着呢，我就是觉得他还有话没有说完。是什么呢？我忽然觉得 ：作为诗人的丘逢甲，还有话要说。他是诗人，可是他最大的遗憾又是做了诗人，这意味着他政治追求的失败以及和台湾的隔 绝，最后我就写当他已经苍老的时候，学生问他如何做诗人？他说，人生就是一首大诗，当你有所追求的时候，其中的诗意比 文字本身更能打动人。只有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首大诗去做，才值得去做；仅仅为了语言、文字去写诗，那是“做”出来的， 而真正的诗是从心底讴出来、从血液中流出来的…… 是这个人物自己要说这一段，你不让他说是不行的。这恰好也是这些年我心中压抑许久的、有所寄托的感受，是我自 己想表达的：你去写作，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历程与付出，不是用语言堆积。 记者：小说里反复出现“梦幻”“梦想”这样的词汇，这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女性的历史观：历史始自梦想。 阎延文：对。选择这个题材更像是我自己在圆梦。很多人都问，这个题材太主旋律了，是不是从哪儿接了基金或者谁 给的任务啊？我说没有。人家说怎么会没有？那你为什么干这么难干的事情？我说我能去写作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而 且这是一件值得我用整个青春去投入的事情。 记者：这个题材确实很主旋律，会让人觉得有点“投机”。 阎延文：跟我接触越多，或者说这件事情做得时间越长，我越被外界理解了。我确实是很独立地选择了“自选动作” ，而且是在文学的边疆行走。因为是业余写作，我创作的黄金时间是在午夜以后。 记者：你的工作是《诗刊》上半月刊副主任，这种工作如何伴随写作？ 阎延文；诗歌是我的职业，十年来我生活在汉语言最优美的空间。我们刚刚举办了“大地之歌”全国首场三农诗歌朗 诵，还有“以和平的名义”纪念抗战60周年征稿，1000多份诗稿里，能听到民族的激情和脉搏，诗人的爱与纯真。因此 我的三部小说，有两部主人公是诗人。 记者：三本书写了十年，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看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以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有更“时尚”、更入 世的选择啊。 阎延文：(笑)1999年的时候，有评论界的朋友跟我说在评70年代的美女作家，要出一套美女作家的青春小说 。那时我第一本小说《台湾风云》即将出版，朋友说:“你这个小说能不能放进去？”我说:“我觉得不行，我这是历史小说 。”后来他说:“不管是不是历史小说，是70年代女作家就行。”我说：“还是不行。”等他看了之后说，确实不行，从厚 度和力度上，都不一样。(笑) 也有朋友说过，我们把你包装一下，照几张照片很容易就会“出来”，可你写的是台湾历史，还不止写一部。我很少 能有“搭快车”的时候，90年代写评论成为青年评论家，但当青年评论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我却出走了；当时我自己去闯 关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话语群体，当这个群体出现，我又没有搭车。有人说我很主旋律，其实我走得很边缘，也很艰难。 但是我想，历史小说很少有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去写，我能不能去试一试？能不能有点青春话语的历史小说？能 不能有女性角度的历史小说？ 记者：年轻人、女性，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阎延文：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很多作者都是亲历者，那是一种体验式的历史；中年一代的作家，比如莫言这一拨儿写 的是“我爷爷、我奶奶”，这是口述的历史；等到我，一个70年代的作者创作的时候，历史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客观的存 在了，我现在是站在今天的平台上去回望，可以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 至于女性写历史小说，可能当你用一种温情去抚摩历史、战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残酷。有人说我把坏人写得太 好了，那大概是因为我有所保留地写了“坏”。 记者：可是你的写作确实是和所谓时尚流行有极大反差的，你直接面对过某种冲突吗？ 阎延文：曾有一个导演看过《台湾风云》电视剧的大纲之后说：这个题材很好，但是没有凶杀没有床戏，能不能加点 儿？(笑) 记者：“台湾三部曲”在台湾以及海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阎延文：这是我最感动的。2003年，《台湾风云》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非典时期仍发行出色，被称为“二月河 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美国汉学界曾两次举行我的新书发布会，侨报、星岛日报、澳门日报等几百家主流媒体网站发表报 道。目前，我已接到全美中国作联的邀请，准备到美国与强磊出版社洽谈“台湾三部曲”英文版的出版事宜，并向赵浩生教授 等汉学家当面请教。 记者：一个女孩子融入了一段历史，从你自身的生命体验来讲，你获得了什么？ 阎延文：《台湾风云》2001年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入选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推荐的“百 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我编剧的36集电视剧《沧海百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年度大戏2004年10月在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上百家媒体发表了“台湾三部曲”的报道……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台湾风云》出版后不久，台湾雾峰林家基金会会长、84岁的林双忆女士看到有关报道，专程从台湾赶来，她说， 你要写写我们林家，我们林家四代忠烈啊！林家和日本是不合作的，日本利用把在台湾有影响的大户的田产低价卖出的方式令 其家道败落，她拿出日据时期的田契给我看：“你看你看，买家和卖家是一个笔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真的非常感 动，也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责任，这是我写了十年的主要原因。 2002年，父亲查出胰腺癌，当时写作正是在最紧张的时候，父亲说：“我要看到你写完！快写！别老来看我！” 每天写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在和父亲的生命赛跑，心情很苍凉，一边在给自己加码，一边被一种悲凉感包围着……深夜，一个人 很孤独，常常想哭。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做？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催促我写，那不过是百年前来自大 海的声音，为什么我要像赌命一样去写？ 在坚持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了很多。你知道了，生命不只是快乐，不只有惊喜，也有很多消失，很多遗憾， 因为最终我父亲没有看到……但是在缺憾之中，在你努力的时候你的生命更有力量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会因此比其他年轻 人更多一点。 记者：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呢？ 阎延文：这“三部曲”从拓荒写到1945年共300年，第三部《青史青山》贯穿始终的人物是连横(连战的祖父 )，他毕生都在写。他是个报人，当时的写作环境极其恶劣，一次一次被封查，他说你可以夺走我的一切，就是不能夺走我的 笔；他说一个民族你可以灭掉它的政权，但你无法灭掉它的历史——青山青史未能忘。 这是一种很文人的、很孤绝的姿态，当我很艰难的时候我就想，总没有他难吧！他写《台湾通史》也用了十年。如果 我写不完，会很对不起我已经看到的这些故事。 进入所谓消费时代，文化中就只有消费了吗？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种精神，重建信仰？听到过一个笑话，说全世界有5 6亿人，有43亿人有信仰，唯独把中国人排除了。其实这是没有读懂中国人，中国人的信仰是很柔韧的，埋在文化之中，继 而又体现在一些作品、文字之中。那是一种实践性的信仰，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仰。 正如我所梳理出的那段历史，那些人物。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青年》杂志专题 > 正文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