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从实力地位看中国发展

　　●综合国力是软硬国力的积而非和，因此，软国力与硬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东亚，地理位置使中日实力地位的矛盾成为结构性的，中日之间的摩擦因此增多

　　●国家实力地位的转变与其说是综合国力增长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国力不萎缩的竞争

　　进入21世纪后，有关中国国力增长的预测越来越多。虽然各种预测分歧很大，但都以近年来中国实力总量增长速度为依据，基本上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会对中国实力地位变化有何影响。

　　实力地位是个相对的、综合性的概念

　　实力地位是个相对概念，是指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相比较的大小，并依实力大小进行国际排序。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实力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因此，中国的实力地位是相对其他国家实力而言的，预测中国未来实力地位变化不能只考虑中国的实力增长速度，还得考虑其他国家实力变化情况。

　　实力地位又是个综合性概念。学者们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很大分歧，但对于综合国力的要素分为软国力和硬国力两类的看法有一定的共识。专业人士普遍认为，软国力与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因数，即综合国力是软硬国力的积而非和，而至今非专业人士仍普遍误以为综合国力是各种实力要素的和。软国力与硬国力均为综合国力的因数而非加数的概念，使我们意识到软国力与硬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软国力与硬国力均为综合国力的因数，因此当一方为零时，另一方无论多大，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例如，威慑战略的效力是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的积，当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中的一项为零时，威慑战略就没有效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也是军事实力与政治决心的积。1991年，当苏联政府没有决心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时，尽管苏联拥有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也无法阻止国家的解体。在现实生活中，除非国家不再存在，否则硬实力为零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总有人口、领土和经济基础的存在。但是，软实力为零是时常发生的。当冲突的一方没有信心维护其利益时，该国在这一具体冲突中的软实力与综合实力均为零。

　　实力要素的结构影响综合国力的性质。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结构是不同的。以21世纪初的大国为例，在日本和德国的综合国力构成中，经济实力的比重远远大于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相比之下，美、中、法、英四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就较为平衡，其中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有人认为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是决定性的，其实这种观念恰恰不符合综合国力的内涵。国家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时不是靠抽象的综合国力，而是运用具体的实力要素，也就是说，国家在应对安全威胁时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应对经济摩擦时主要仰仗经济实力，应对政治压力时主要依赖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实力转换成另一种实力都需要严格的条件和较长的时间。

　　实力要素转换的困难决定了国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实力优势，在维护不同类型国家利益时都有相应的手段。如果说国家需要维护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均等的，面临的三种冲突是均衡的，那么实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就能在多数事务上获得优势，这就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实力结构不平衡的国家就只能在某类利益上获得优势，而没有综合国力的优势。举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总量比日本要小得多，但苏联有与美国相似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因此苏联的综合国力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属同一等级，而日本因其实力结构中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太小，其综合国力只能是普通大国，而非超级大国。

　　了解实力地位有助于理解大国关系

　　了解中国现有的实力地位，有助于深入理解冷战后中国与大国的战略关系性质。在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美国要防范任何未来有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或政治集团。中国是冷战后的多强之一，自然成为美国的防范对象之一。然而美国是否将中国作为第一防范对象则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多强中的最强大的国家最易成为美国首要防范对象，反之最弱者则不易。

　　中国与欧洲大国都是强国，地理上的分隔使欧洲大国与中国在实力地位上的矛盾很小，因此可以结为战略伙伴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然而，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东亚，地理位置使中日实力地位的矛盾成为结构性的，中日之间的摩擦因此增多。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当日本在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地位因他国实力地位上升而下降时，日本就会采取增强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方法来维护其原有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地位有取代日本的现实可能，日本就会采取政治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

　　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

　　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相比较的国家在既定时期内的实力增长速度，也就是哪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大，哪国的地位就上升，反之则下降，速度相等则两国实力地位关系不变。两国实力差距变化最快和实力地位转换概率最高的情况是两国实力逆向发展，即一国正增长、另一国负增长。由于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而且国家实力增长又是经常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导致国家实力萎缩的因素比增强国家实力的因素在改变国家实力差距和实力地位的速度上的作用更重要。

　　政治灾难能使一国的综合实力迅速大幅萎缩，改变国家实力地位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战争失败、国家解体、爆发内战、社会动乱、政治运动等都能较快地转换两国的实力地位。冷战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实力地位的变化。在1991年之前，苏联是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与中国等其他强国在实力上的差别是等级之别。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很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了转换，到1999年，俄罗斯仅能保持军事实力上高于其他强国，在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上都出现了很大萎缩。

　　经济危机可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迅速缩小，能比经济发展更快地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和实力地位。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迅速拉大，同时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

　　国家实力增减逆向变化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由此可知，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下降的关键因素是避免重大政治决策失误。国家综合国力在大多数年份是增长的，只有少数年份是萎缩的，但是综合国力每年的增长是缓慢的，而萎缩则可能是迅速的。因此，国家实力地位的转变与其说是综合国力增长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国力不萎缩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历史长河中不是比谁的国力绝对量增长得快而是比谁的国力总量不出现萎缩。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曾使俄罗斯和中国的综合实力严重下降。反之，正确的政治决策则可以较快地提升国家的实力地位，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都使中国实力地位得到较快提升。

　　今后10年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和国外两种政治因素。国内因素是国家的稳定大局，国外因素是美国的政治实力变化和欧盟一体化的速度。今后10年，美国军事上的超强实力地位将会促使美国继续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在中国和欧盟采取多边主义政策的条件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将削弱其国际动员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则会提高。目前，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仍然小于美国，但这个差距小于中美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例如，1990-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10次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反华议案，但每次都被中国挫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动员国际力量捍卫自己政治利益的能力，明显大于中国在国际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能力。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未能在任何一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经济或安全事务上表现出如此强大的抵抗力量。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最突出的方面是军事实力，其次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方面的差距最小。中国与欧盟的实力差距变化将取决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速度，如果10年内欧盟能加快政治一体化发展，中国与欧盟的实力差距将缩小得较慢，反之则较快。阎学通▲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环球时报》 (2005年10月19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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