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0月23日报道，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近日透露，此前他曾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一起向高层写了建议开发怒江水电的报告：让怒江当地居民脱贫是建议怒江水电开发的首要目的，而供电倒还是其次的目的。何说：他曾到怒江流域考察过，在这里实现水电开发不会影响现在的原始森林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怒江的环境保护就是要实现那里人民的脱贫致富。
一度因民间环保人士和组织强烈干预而被搁置的怒江开发工程，因“两院士上书”的舆论力挺再度升温，号称“宁愿放弃世界遗产也要上马水电”的当地政府又借机蠢蠢欲动。
当初，正因为争议非常大，中央才做出“搁置”的批示。翻阅争议各方的论证资料可知，两院士的上书所指并无任何新意，并没有提出任何压倒性的理由，并没有拿出任何可以说服反对方的论据。
谁能保证怒江开发能让百姓脱贫？谁又能拍着胸脯保证开发不会破坏生态和自然遗产？实际上，在对待怒江问题上各方争议如此之大、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出压倒性理由的情况下，搁置可能是“危害最小”的选择———争议非常大，表明各方的利益正在博弈，我们要给这个博弈以充分的时间，所以要搁置；缺乏“压倒性的理由”，可能源于人类智慧的某种局限性和无知，我们既有的理念和知识还不足以能认识和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只有等待有一天我们的知识达到了某种高度，理念进化了，科技发达了，经济发展了，才能充分掌握怒江———认识到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并在行动上保持一种谨慎的不作为态度，这就是“搁置的智慧”。
邓小平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决策，就是一种“搁置的智慧”，以搁置换取和平发展时间，以搁置韬光养晦，以搁置存异求同；兴建三峡工程在1958年就提出来了，可到前几年才真正上马，这其中贯穿的就是一种“搁置的智慧”，等到科技、理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诸种难题和争议都会找到解决的方法，一切水到渠成。许多发达国家重大工程的决策、重要制度的订立，都深刻贯注了这种智慧。
前几天，在重庆召开的第十届中法国有企业和农业问题研讨会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规划组就提出了“不发展”的理念，国家将确定若干影响国土安全的自然条件恶劣或生态敏感地区，严格限制人为活动和大规模经济开发———限制缺乏条件地区的发展，摈弃多年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发展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搁置的智慧”。怒江可谓是“生态敏感”的典型地区，岂能为一个并不确定的“脱贫”目标而无视自身认识的局限。可能怒江水电开发不是一代人的智慧可能解决了，需要几代人智慧。一代人不能为自己的政绩而急于求成，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其实，不仅在怒江水电开发问题上，许多改革问题都需要这种“搁置的智慧”。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没有想到万全的制度之前，不要急于MBO“卖出去”，急躁只能造成国资成为个别人疯狂掠夺的盛宴；研究生收费制度，在本科生收费带来许多问题和民怨的情况下，要学会“搁置的智慧”；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已经造成了许多社会不公，割裂了社会许多基本的共识，造成了许多民众的“改革恐惧症”和个别官员的“改革亢奋症”，在公正的制度未建立之前，也需要以“搁置的智慧”来暂停这些改革。
曹林，青年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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